“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经历了什么？”

记者 素年

2023年1月20日上午，农历春节来临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后，27岁的曹芷馨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律师。

这是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会见室。她穿着土黄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裤，这是看守所的「囚服」。按照惯例，会见时间只有40分钟。

「她很坚强。」知情者说。

前一天夜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月19日晚上11点多，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的多名「亮马河悼念活动」参与者被陆续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其中有记者杨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没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几位同龄密友 – 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 – 同时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更改为「寻衅滋事」。

据知情者表示，当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们都与2022年11月27日晚上发生在北京亮马桥、反对疫情封控的悼念与抗议活动有关。

知情者说，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失望。她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参加一场正常的悼念活动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问候与关心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而在此次见到律师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录制的求助影片已传遍全世界。在这部影片中，她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消失」而尖锐地发问：「我们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付出被消失的代价？我们是谁不得不交差的任务？」

早在1月9日，律师就为她提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但被驳回。 1月17日，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见书」，认为她只是「参与了自发的民众悼念活动，完全不构成犯罪。」但这份意见书并没有被检察院采纳。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轻女性——27岁的翟登蕊，则没有在农历春节前见到自己的律师：繁琐的各种申请手续以及不断出现的「意外」让会见变得很困难。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准备申请到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热爱文学与戏剧的她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原本她的亲人想在律师会见时问到她的申请密码、替她提交申请，但因为律师迟迟不能会见，如今已错过申请日期，只能留下遗憾。

还有李元婧，毕业于南开大学，又从澳洲留学回来，她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也是她们中「最有钱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热爱写作与读书、自称「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经毕业的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于2023年1月28日刚刚为她发出支持声明。

她们四个人是同龄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楼老城区的胡同一带。她们都有鲜明的文艺青年气质：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以及地下音乐。她们热衷于探索这座城市里那些处于夹缝中、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

她们关心社会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真正的公共发言。在一位密友的眼里，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大多只是「半积极分子」，是一群热爱生活、「对什么都有兴趣」、愿意什么都去尝试的年轻人。 「但她们与真正尖锐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距离。」

她们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进入大学。从那时到现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被高度打压的状态。近十年来，在北京很多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行动已难觅踪迹，而她们身处文艺资源曾十分丰富的北京，在残存的公共领域夹缝中生长起来，并有一条脉络可循。她们身上，有着这一代人的独特烙印。

「她们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们也是行动主义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为保护当事人，此处用化名）说。他于2022年9月离开北京去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

「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的，这三年极端压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说，「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就一定会发生」。

「假以时日，她们可以承担起很多东西。但现在，随着她们仅仅因为一次街头抗议就面临严厉的刑罚，起点却仿佛成了终点。」 阿田说。作为朋友，他为此感到痛楚。

1.  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达世界杯决赛的当天，曹芷馨从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晚上，她和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消息，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亮马桥。 「对她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后来说。

她带了一束鲜花、摘抄了一些诗句。有人看到她在微信上发的两条朋友圈，那是她在现场。照片上也只是鲜花，诗句，还有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们。

已是深夜，离开现场后，她和朋友们又去了鼓楼周边的酒吧玩，然后于凌晨时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在她那里。她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此时，远在国外读书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联系她。

11月29日中午11点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电话。男友在电话那头听到曹的房间有警察上门，一片杂乱的声音。

「她是个心很大的女生。常常连门都不锁。」她的另一位朋友后来说。五、六名警察直接进了她位于胡同杂院里的小屋。

她被带去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传唤或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和当日被带走的大多数人一样，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家，但手机和电脑以及iPad被扣在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丝担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 12月7日，在亮马桥悼念活动发生10天之后，中国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条」，全面放开疫情管控。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轮，曹芷馨也不能幸免。

政府在一夜之间放开管控，在全中国，买不到基本药物的人们都在自救。但无论如何，荒谬而严酷的清零政策终于结束了。 「人们终于获得了在家生病的权利。」作家狄马曾这样评论。

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们多了一丝乐观。无论如何，政府放开管控其实是间接承认封控清零政策的失败，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无可指责。

在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讨论可能的后果。

「我们当时猜测：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毕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达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现场的人会面临几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她的朋友说。

但最终，出乎意料的，那个最坏的结果降临了。

12月18日的卡达世界杯决赛直播是在中国半夜。曹芷馨专门买了炸鸡，和男朋友约好一起看世界杯。球赛大约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诉男友她全身都凉了。因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马桥现场的好几个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杨柳。

「那个夜晚，一方面是世界杯上的欢呼、梅西获胜的喜悦，一方面我们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说。那是个奇特的夜晚，愤怒、担忧交织在心头，让他至今难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车回到湖南衡阳的老家。 「她觉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里的人在一起。」朋友说。

在老家的五天里，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录下一段影片。如果她被抓，这段影片将会被朋友们放出来。影片中，她穿着蓝色的衣服、留着中长的头发。她有着明亮的眼睛，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时分，来自北京的五六个警察敲开她在湖南衡阳的家门，带走了曹芷馨。

2. 胡同里的「鼓楼文艺青年」

被警察带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关押在平谷区看守所，又于2023年1月4日转移到朝阳看守所。

很快，房东的电话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终止租房合同，让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托她的朋友，一点点把她的书和生活用品搬出她租住的东旺胡同一号。

从湖南出来上学「北漂」在京，曹芷馨对胡同有一种热爱的执念。离开学校后，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胡同里的一间一居室，在一个带大门的小杂院里头。

朋友说，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间房子更小，是一个铁皮搭建的阁楼，「站在房子里，有一块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所毕业。上学时，她的专业是环境史，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末的长沙。她对城市的历史很着迷，看过那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也很喜欢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并不喜欢胡同。胡同里环境杂乱，没有厕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说。 「我没有她那么热爱北京，但她和这次被抓的朋友却最喜欢北京这种多元文化、民间生态，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一次，他们抓了一群最爱北京的年轻人。」这位朋友说。

毕业后，男朋友想去国外继续读书，曹芷馨却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进入出版业，还没毕业就开始就在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实习，包括广西师大出版社、中华书局等。

在男友看来，她想去出版业还是和她喜爱读书和写作有关。另外，学历史专业本来就业就困难，周围的同学或者考公务员，或者去国企、大厂等处做宣传人员，或者去中学当老师。这些似乎都不是她的兴趣。

可他们也都清楚，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其实「很窒息」，许多出版社都面临着财务危机，要在北京立足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

最终，作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并且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员。她工作也十分卖力。如今在B站上，还有她介绍《全球通史》这本书的一部长影片。那时她刚到北大出版社，正赶上推广这本书。

「她很聪明，老师也很欣赏她。她有学术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锐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来继续读书。」男友说。事实上，她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学的经历，她也想出来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阳，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家里人大多是公务员。但最终，伴随着读书、成长、阅历，这个女孩渐渐长成家人并不了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识，2019年开始交往。他们在一场电影放映活动上相识，两人都在读历史学硕士。 2021年毕业后，他出国了，两人开始异国恋，每天都要通电话。有时，两人打开视讯，什么也不说，各自做各自的事，她会弹奏乌克丽丽、唱着歌。爱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虑结婚的大事。

3.「半积极分子」、「有趣的人」

在最熟悉和亲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个有趣、爱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轻人。她并不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 「她太年轻了。从学校刚毕业，一切都开始，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

和那个晚上很多去亮马桥现场的人一样，她并没有行动的经验。 「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当天的北京有一种很乐天的气氛。去现场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忆。

在男友眼里，她和她的朋友们此前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也没有真正反对过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公开地发声过，也没有留下公共言论。

「可她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啊。」男友说。她和朋友还曾一起出去「卖唱」。她不是专业的歌手，就是觉得好玩，像玩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也并不是很认真。 「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认为，曹芷馨和她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积极分子」。她们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电影、读书会讨论等等，这些放映和讨论关注女性、环境、家庭等议题，但并不是那些在这个国家绝对被禁止讨论的东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毕竟大家都是刚毕业才两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学，学社会学。那时候，大家一起去电影节看放映。 「在路上见到好几次，后来回到人大，在食堂门口又碰上了，这就熟悉了起来。」

曹原参与一个人类学的公众号编辑，和大家一样关注相似的议题，从文学、艺术、电影到女性主义、生态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 2023年1月6日，警察带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样，她的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围。 「对很多精致的年轻人来说，住进胡同里，没有厕所，而且周围住的都是快递小哥、送外卖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愿意接地气。」蓬蓬（为保护受访者，此处用化名）说。

蓬蓬也是她们的朋友。她说：「基本上我的朋友们都有这个气质。她们愿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这些抵抗很多时候基于对性别身份的认知，以及对各种肉眼可见的不公正而发生。

这次成为焦点的亮马桥原本就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那里原来河水污染严重，但在2019年完成改造，成为一个很宜人的城市公园。而且这一带也是使馆区，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东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

但是，城市在外观上的发展和变化，不能掩藏这几年越来越压抑的政治氛围。近年来，中国对言论环境的严苛打压已毫不掩饰。不管是媒体上还是学校里，各种议题渐渐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环境愈发压抑。一位朋友说，每次聚会、放映等活动完，大家会一起讨论，但其实大家也都「挺迷茫的」。 「讨论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也会组织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欢小动物，也关心环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过南京的红山动物园。在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还在红山动物园认养了一只小野猪。每年捐几百元「给小野猪加餐」。

4. 酒馆、地下音乐，那些夹缝中不可言说的公共空间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青年运动50周年。

5月11日，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间举办了一场「致敬60年代」的朗读会，位于国民住宅的二十层、被改造为图书室的拥挤逼仄的小房间内挤满了人。这是为纪念「五月风暴」而举办的其中一场活动。

人们朗诵着文章与诗歌。空间里有一款黑色T恤上写着白色的字：「我们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将我们吞噬」。这是居伊·德波执导纪录片的名字。

在「五月风暴」的纪念活动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审）也在现场。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朋友。

706是由几位年轻人于2012年发起的乌托邦式自治空间，因各种困难，如今在北京其实已难以为继。大家在这里读书、讨论、生活，是许多朋友相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这里认识彼此并成为朋友的。

本世纪初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经历过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北京，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地方不断冒出来。三味书屋、万圣书园等都处于鼎盛时期。曾经的北京，有热气腾腾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后，当蓬蓬到北京上大学时，「新时代」已开启，很多过去的公共空间遭到打压，渐渐萧条。 706青年空间在夹缝中依然存在和生长着。在蓬蓬和朋友们常去的那个时期，「空间里的年轻人，对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公正议题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单向街书店，以及规模已缩小很多的万圣书园。除此之外，年轻人们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馆，有地下音乐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这样。她喜欢传统的民谣，包括新裤子乐队、张悬的歌等。 「她也喜欢地下音乐，但还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她的男友回忆道。

蓬蓬也喜欢地下音乐。回顾过往与朋友们相识的日子，她会想起胡同里一个叫「暂停」的小酒馆，虽然它如今已不复存在。那里只有10平方公尺不到，挤在胡同里，透过一面开在墙上的玻璃窗能看到里面。

10平方公尺，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馆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当年那里却是一些「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发生佳士工人罢工事件，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前往现场支援。许多年轻人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在关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察者眼中，他们是「左翼青年」。

曾经，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这里的常客。她记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馆实在太小，有时大家只能站在门口。冬天冷的时候，大家站在寒风中瞎聊，酒馆会提供军大衣。

酒馆内常有「不插电」的演出。一个叫万花筒的音乐小组曾在停电的晚上在这里即兴弹唱。在另一部影片中，这个音乐小组的人在胡同里的屋顶演出。冬日的下午阳光明亮而刺眼，风呼呼吹着，天很蓝，他们弹唱到夜幕降临，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几何时，北京这些边缘地带的酒馆不仅承载了年轻人的文艺气息，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寻找气息相投的同伴。在监控越来越严密的国度寻找自由。

这些自称「廉价而业余」的小酒馆，却吸引了很多乐手和艺术家光顾，年轻人也循声而来。 「开酒馆本身不是我们最想做的。就像节目里我说的，人都是要有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在一些节目和文章中，酒馆的老板曾这样讲述。 「我们酒馆好像有一种乌托邦气质，吸引来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开一家⼩酒馆能有什么意义，其实趁年轻，开一间酒吧，帮任何人完成⼀次个人理想主义式的实验，这是目前这个社会所不能给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些小酒馆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们的经验中，在北京，这样有个性的小酒馆不止一家。另一间酒馆在2019年开张2个月，卖光了2019杯酒，然后就毅然关门。

除了这些小酒馆，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喜欢的鼓楼一带，原本就有很多音乐空间聚集。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往东南到东四，往北不超过雍和宫，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几条大街和无数条小胡同组成的二环内核心区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现场的集中之地。

这一片地区以音乐为载体，逐渐形成一个小圈子。年轻人喜欢聚集在这里听乐队唱歌。中央戏剧学院也在附近，影视公司、文化媒体出版机构多。很多时候，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们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间，这个片区是北京独立音乐和现场演出的心脏，吸引着全北京最负盛名的独立音乐人，以及最爱时髦和新鲜声音的年轻人。」有文章曾这样描写。

2022年12月18日，因为去过亮马桥悼念现场，记者杨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学时，林昀就和朋友开了一家小酒馆，叫「不二酒馆」。林昀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人。

一位常去酒馆的朋友记得，不二酒馆的风格很文艺，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风。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于那些商业化的酒吧，这里会做一些读诗、观影的活动，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记得，酒馆曾放映一部女性主义主题的电影《正发生》，让她印象深刻。

这位朋友是先认识杨柳的。杨柳做记者，文字很好，她们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动，后来见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顾，蓬蓬觉得自己最喜欢北京的理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群落。 2017年，北京打压「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里的有趣空间，加上这三年严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间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觉得，北京还是有那种很丰富肌理的场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社群。

「我们之间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2023年1月，怀念着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这样说。

5. 「一群认同行动主义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后，阿田去搜索，才发现自己和登登在好几个共同的群里，大多是关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读人类学的博士。今年9月才离开北京。此次失去自由并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 「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个晚上，我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他说。他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她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次被抓的朋友，她们有很多女性主义的意识，但其实她们关注的议题是不受限的。她们都是同情心、能动性很强的年轻人。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参与再说。」阿田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动主义者。

阿田回忆起最后一次和登登聊天。因为当天刚好参与了一场网路上的交流，议题是关于「躺平」的。阿田问登登：「是不是现在打算躺平？」她说目前还没有办法躺平。 「我想，大部分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因素。」

登登是白银人，家境不错。她先是在福建师范大学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所读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网课教师」。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经写过登登打工的经历。

研究所毕业后，登登先尝试教培行业，后来因为「双减」，又去做直播卖教辅书。朋友们都很惊讶，登登那么爱读书的一个人，怎么会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乐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后回忆，登登说过，其实这也是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可以了解到很多家长到底怎么想的。登登兴趣十分广泛，她对戏剧非常感兴趣，所以决定申请奥斯陆大学的戏剧专业去继续学习。

在阿田的眼中，自己的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里也都和体制、半体制有关。在她们这次出事后，联络家长很困难，父母们的态度多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们和家人的沟通是不足的。」

阿田记得，2022年春节过后，他联络几位学社会科学的朋友，想去考察南方一些有色金属的矿场。四五个人一起去。他们选择了去湖南郴州的几个矿，曹芷馨也在其中，湖南是她的家乡。

「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较沉着。虽然毕业没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气地和受访者交流。」阿田回忆说。虽然此前大家并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块儿去。 「我们都对不发达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在阿田看来，曹芷馨研究环境史，「她是真的关心环境」。他们曾一起聊过华南的这些有色金属矿和北方的煤矿有什么不一样。谈到北方的煤矿至少能给本地农民带来利益，而南方这些有色金属矿都是国有矿，本地人并没有因此受益。

他们想研究那些不发达的地方、没有那么「南」的南方，结合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而在这种探访性的田野调查中，阿田发现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谱」地去和人聊。 「她完全是出于朴素的好奇，以及对社会的关心来做这一切。」

他们一起去了铀矿那边，找到一个寡妇村，这个村庄里，第一代「找矿队」的矿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们在得病之后沦为最底层的城市平民。对这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愿意多管闲事，都不会去。但她就去了。」阿田说。

2020年，一直在上学的阿田「想和社会接触」，曾去一家新闻机构做了半年记者，还是秦梓奕牵线。

在阿田看来，中国有太多的问题，而自己的这些朋友，包括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们，都对这些问题有关怀。其中一些朋友想结合短线的新闻来关注，透过去做报导。 「她们都有有机的问题意识。」在他眼里，这些朋友是这么年轻又如此热情，是认同「行动主义」的朋友。她们关心眼前具体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赋能的。

「基本上来说，她们都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和社会原本隔着一层的。」阿田说。他依照自己的经验，认为对这些「好学生」来说，也会有一些让你和社会隔着一层的工具，例如做学术。但是总有一种力量，可能对这些一直升学上来的人生命状态产生冲击。例如一些公共空间，例如一些社会探访，以及参与一些志愿行为。阿田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养老院采访，写出第一手的稿子。

「当你一旦开始关注社会，会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文章等发生一些链接。」事实上，在北京有更多这样的聚会，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议题会引起她们的关注。这些议题就是比较广泛的「社会不公」。

阿田认为，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八九」运动虽然震撼，但还不是最有肉身经验的不公。对今天的这群人来说，当他们站出来，并不是意识形态先行，还是出于很朴素的正义感，大家也愿意去克服恐惧。 「他们有能力去克服社会性的冷漠，而且不轻易屈服。但同时，大家也非常缺乏经验。」

「对她们来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个别人参加社会事务比较多，更多的人是一种亚文化的气质。」阿田说。但他也认为，「这一切并不矛盾。大量的年轻人，并不是高强度关注社会事件。具体做一些事情，也和机缘有关。」

「今天在中国，你无论做一些什么，都会受到打压。但是，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总会发生。你会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一片无情无义的土地？然后，你就会想着要去做点什么。」阿田说。

6. 「这些封控的日子，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来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们曾经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别重逢。

年轻人相聚总是很开心，但大家总体的感觉还是「太压抑」。从2020年开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开始更为严厉。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个月，接着是上海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整个中国，封城已成为常规手段，全员核酸，以及动不动的全城「静态管理」。她们身处其中，每日都感受着荒谬。

「元婧说，曾经有一次，她在寒风中排队四个小时才等到做核酸，还飘着大雪。」蓬蓬说。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润」的话题，因为实在是太压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发了这么一条：「南磨房乡南新园小区，要求全小区所有住户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离多长时间，未告知是否入户消杀。自5月8日以来，所有住户严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户已久，每天配合上门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离恐会暴露在风险环境中。许多住户偏瘫、许多住户怀孕大月份、许多住户家有新生儿……现居民怨声载道，请有关部门重新考虑全小区集中隔离政策。」

这条微博直观地描述了处于封控中的人们的生活常态。而小可后来才知道，此前，杨柳因为在微博上批评防疫政策，已经被网警找房东威胁。

在小可眼中，杨柳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记者，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欢写诗，也喜欢化美丽的妆。有时，男友林昀会把杨柳的诗谱成歌。在一张专辑中，有两首歌是专门写给杨柳。有一首叫《葬礼晚会》的歌，杨柳作词，翟登蕊唱的。 「很好听」。

小可说，这帮朋友都很优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杨柳本科在华南师大学社工专业，后来申请到新加坡的教育学硕士，毕业后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稳定。但因为深爱写作，觉得没法离开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国做一名记者。她看书喜欢做摘抄、用钉子定下来，近些年，文字越来越好了。

疫情期间发生的荒谬而痛苦的事情，不断刺激着这些敏感的心灵。小艺（化名）记得，她们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创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纪90年代，Dailda来到中国。曾经经历过战乱的她，那时只有10多岁。如今，她目睹疫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封控，说：这些封锁以及带来的恐惧悲伤，其实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小艺说，这让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处的这个环境中，她和她的同伴们本质上和难民也没有什么不同。 「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经历的这一切封锁，其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想起李元婧，那个原本最没有「政治色彩」的女生。 「她只是经济条件好一些，有时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来要去法国上学。她从小衣食无忧地长大，很胆小。 11月28日第一次被带走，回来后曾说，只能吃馒头，脚都被冻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为自己办生日，给大家都发了讯息，但这个愿望永远错过了。

还有曹芷馨，1月16日，因为被关押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录制的影片突然传开。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觉得很恍惚，「没有勇气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带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赶飞机，当天暴雪，飞机延迟。结果等他下了飞机，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们。在那个夜晚去亮马桥时，她们只是怀着热爱，毫无戒备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关押的朋友中，有的见到了律师，有的还音讯皆无。

「不二酒馆」重新开张了，但暂时不见昔日的朋友，也不见林昀和杨柳。不过酒馆里的「宝贝」，那个小小的黑板还在。

酒馆最早开在鼓楼，后来由于北京治理「开墙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据说当年搬家的时候，为了把一块小黑板搬走，把原来的楼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录了几句诗：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诗句出自北岛的《雨夜》，还是2014年酒馆开业那天写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