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是《世界人權宣言》（UDHR）發表 75 週年。這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件引領了「權利革命」（全球公民權利的發展），並在二戰後形塑全球人權治理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包含知情權的關鍵原則：「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透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收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PRC）1971 年加入聯合國後，就承諾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包括上述的關鍵條款。然而中國明顯不斷違反上述原則，近年來政府更大幅加強審查力道和對資訊的控制，情況明顯惡化。中國崛起成為全球超級大國後，黨國更加肆無忌憚地挑戰《世界人權宣言》等文件明訂的國際規範，雪上加霜。

中共2013年印發的《9號文件》體現了這股加強意識形態和資訊控制的趨勢。該公報公開反對各種「錯誤的思潮和主張及活動」，包括「普世價值」和「西方新聞觀」。《全球文明倡議》（2023）為中共最新的宣傳項目之一，聲稱各國人民對「共同追求」的看法是「相對的」，因此必須「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於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中國曾正式承諾遵守以普世主義為基礎擬定的《世界人權宣言》，然而這種相對主義的論調明顯背道而馳。文化相對論是中國政府論述的主要說法，用來開脫外界對其嚴格控制資訊的批評。

19世紀末至今，中國知識分子不斷致力提倡普世主義，特別是傳播自由，以下為相關證據的簡要回顧，在黨國提出中國例外論並拒絕在中國落實知情權的憲政義務時，可能有助外界更廣泛地加以反駁。

本文精選20世紀至今，知識分子在各大歷史關鍵時刻發表的文章和政治抗議文件，目的不在討論人權論述或中國史上的學理爭論細節，而是以第一手資料呈現過去一百多年，中國知識分子持續追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第十九條的核心意義）的抱負和努力。

晚清改革派知識分子

梁啟超於《清議報》發表之社論，1901年。

撇開「回應西方」典範和文化帝國主義論點的爭議不談，正如現代中國研究教授史雯（Marina Svensson）在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清末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爭論圍繞著人權這個概念。儘管複雜的歷史背景和動態使得東西之間存在詮釋上的差異，新聞自由這種關鍵思想仍被視為概念、原則，甚至是一種實踐。中國的非官方媒體在進入20世紀之際已取得長足進步，有些跡象顯示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時，中國各地已有500多家報章雜誌，百花齊放。

知名記者梁啟超（1873-1929）是當時極具影響力的改革派知識分子。他在1896年擔任《時務報》主編，該報為最早創刊的改革派報紙之一。他於1898年創辦《清議報》，並在​​1901年12月發表一篇鏗鏘有力的社論，強調言論自由和多元新聞的重要性：「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

梁啟超也在文章裡提到他的觀察：西方各種不同類型的報紙中，有些全國性報紙採取世界主義立場，同時關懷更大的人類群體。他認為中國需要加以仿效，《清議報》應努力培養國際視野。

新文化與五四運動

《新青年》第1卷2期，1915年。

《新青年》（原《青年雜誌》）創刊於 1915 年，是新文化運動期間的主要刊物，倡導透過導入科學、民主的方式中國進行改革。創辦人陳獨秀（1879-1942）是指標性的政治思想家及作家，1917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正如史雯所記錄，在該期刊倡導的一系列政治、公民權利中，「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尤其重要。」陳獨秀在《新青年》（時《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社論《敬告青年》，建議中國年輕人在形塑自身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信仰時，積極爭取自主權，並擁抱開放和國際化的世界觀。他也在其他地方撰文宣傳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胡適、蔡元培、李大釗、高一涵等也都提倡言論自由。高一涵（1885-1968）在《新青年》第1卷2期寫道：「欲造成真正輿論，惟有本獨立者之自由意見…天性之發展恃自由，自由之表見為輿論。」

學運人士羅家倫則在獨立雜誌《新潮》上發表文章，倡導「基於功利主義理由」的思想自由。後來他致力推動這項議題，並翻譯約翰·巴格內爾·伯里 1927 年的著作《思想自由史》。

張彭春與《世界人權宣言》

張彭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1948年。來源：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張彭春（1892-1957）為中國哲學家、教育家，曾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是《世界人權宣言》起草過程中最有影響力的推手之一。斯德哥爾摩大學人權教授漢斯·英格瓦·羅斯 (Hans Ingvar Roth) 解釋說，張彭春對這個議題採取務實、哲學的態度，明確表達他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支持—他認為這與傳統儒家思想兼容並蓄。

1948年張彭春在日內瓦聯合國會議上提出以下觀點：「印刷文字自誕生以來，一直是暴君和獨裁者的頭號敵人。想當然耳，他們在試圖馴服人民的過程中，最先發洩怒氣的對象就是文字創作者。在所有打壓制言論自由的獨裁者和暴君中，中國長城的建造者秦始皇無疑是先驅，下令焚書坑儒的就是他。他想透過打壓印刷文字及其作者來終結思想和資訊自由。結果呢？他不但慘敗，秦朝也被推翻。古今中外的獨裁者，看看他的下場！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不乏不自由毋寧死的政治家、學者和詩人，他們寧願被監禁、流放，甚至死亡，也不願放棄表達自我思想、理念的自由。」

胡平的《論言論自由》

胡平《論言論自由》手稿，1980年。

毛澤東時代（1949-1976）所有媒體和新聞機構都被黨國接管控制，納入官方宣傳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在資訊和新聞自由被嚴厲打壓的背景下，中國哲學家胡平（1947-）於1975年寫下《論言論自由》一文，早期的版本於1979年在北京地下雜誌《沃土》發表，1980年開始在北京的大學校園流傳，1986年定稿發表在改革派期刊《青年論壇》上，在進步派學者和官員中廣傳。

胡平在這篇六萬字的長文中引述他當時所能接觸到的各家中西著作，內容都在討論言論自由。他根據中國當時的現實狀況，從理念和實踐上建構強而有力的論證，「言論自由是各項政治權利的第一條。」他視言論自由為政治權利最基本的原則，並將其比作阿基米德名言中舉起地球的槓桿：「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

胡平寫道：「關鍵在於要為具有一般智力與勇氣的常人提供一個他們既容易領悟，又不害怕公開堅持的原則，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個原則能夠維護人們的基本權利，又能夠為民主的發展開闢廣闊的前景；它應該是整個民主的基礎，並永遠不會崩塌。依我們看，這個原則就是言論自由……我們的理想是：通過我們頑強不懈的努力，讓言論自由的原則真正深入人心，在中國紮下根來，我們的子孫後代，應該生活在這樣的土地上，他們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說、自由地寫作。那時，他們可能會奇怪，怎麼還會有這種時代，單單是說了幾句話就招來殺身之禍？」

八九民運

八九學運，1989年。照片上的文字為「辦報自由、結社自由」。

後毛澤東時代（1976-1989）的言論自由依然有限，但進步的新聞業和蓬勃發展的出版刊物持續為社會做出重要貢獻。許多知識分子的討論、公開信和抗議，導致1989年民主運動的高潮，言論自由這項原則仍是知識分子論述和政治抗議中的關鍵議題。

1989年2月，著名異議分子方勵之（1936-2012）發表《中國的希望和失望》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中國的希望在於對當局有制衡力的集團，他觀察到一些雛形已經出現，「非官方活動，如聯誼會、討論會、俱樂部等等」已在中國各種行業和各種社會階層起著不同程度的壓力集團作用。在這些壓力團體最常討論的議題中，知情權被擺在第一點：「1. 保障人權，首先是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釋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方勵之還寫道：「中國的民主已走過很長的艱難的路，看來還將走相當長的艱難的路……民主是爭取來的，不是恩賜的。這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這也一定是今後幾十年中的歷史。正因此，我在被許多失望所困擾的今天，對未來仍然抱定了希望。」

劉曉波與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

中國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奮鬥並未因1989年的挫敗結束。2008年，向政府請願的《零八憲章》在網路上發布，由中國知名異議分子和維權人士簽署，其中包括後來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象徵1989年後民主運動的里程碑。這份宣言將知情權擺在於人類普世價值觀的首要位置：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白紙」運動

「白紙」運動於北京，2022年。來源：路透社

2022年底，中國各地爆發大大小小的公眾抗議活動，學生和公民表達各種不滿，對政府「清零」政策的民怨尤其高漲。抗議者透過舉起A4紙來表達憤怒和不滿，象徵政府打壓抗議之聲及民眾對國家審查、控制的反抗和拒絕，這場抗議活動被稱為「白紙」運動，期間許多民眾抗議中共政權打壓言論自由並實施高壓政治控制。

一支影片顯示北京的清華大學校園裡，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一起表達不滿。其中一名年輕女子說：「如果我們因為害怕被捕，所以就不敢發聲，我覺得我們的人民都會對我們失望。作為清華的學生，我會後悔一輩子！」後面可以看到許多學生齊聲吶喊「民主法治！表達自由！」的口號。

儘管這些自發性抗議活動遭到政府嚴厲鎮壓，但強行噤聲下的沉默能持續多久，值得懷疑。越來越多中國青年和海外華人開始表達、爭取知情權。

從1901年的梁啟超到2022年清華大學校園裡的無名抗議者，這七個案例不僅讓我們深入了解中國百年來爭取言論自由的奮鬥史，也陳述了跨時代人民反抗鎮壓的共同故事。

正如胡平受訪時所言，他對言論自由的想法是在文革期間形成的。他認為正因這個時代有著災難性的現實，他和許多人在這段期間經歷了深層的恐懼，才會促使他批評國家機器並擁抱自由主義。言論自由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論述中不斷被強調和體現，這場奮鬥不應侷限於中國，全球也應為落實《世界人權宣言》中的權利共同努力。正如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所說，這是場「『無國界』的重要行動」。

蘇雲 (筆名)
曾任記者，現為當代中國媒體和文化評論員、圓桌19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