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始於1911年推翻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辛亥革命，終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在此時期（1912-1949）的中國，儘管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有所分歧，但雙方仍秉持共同的信念：言論自由對社會和政治進步、個人成長和知識發展極為重要。下文將簡要說明：儘管就言論自由對公共和私人利益的價值之論證及實現目標方法有所分歧，但這些思考共同呈現出知識份子對1911年帝制中國覆亡後之現代性挑戰的回應。在下文中，我們將探討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主要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基本想法與論點，以及知名自由主義思想家胡適的觀點，以探討他們對言論自由的共同關切和對立取徑。

文明持續進步的基本條件

陳獨秀（1879-1942）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也是中國共產黨（CCP）的創始人之一，他視言論自由為文明持續進步的基本條件。他認為，只有當人們自由表達的權利不受限制時，才能揭露現有法律和社會規範的弱點及不足，而此過程對找出法律漏洞並推動改進至關重要。

陳獨秀強調，過去所享有的批評和反對自由對形塑法律與文明現況功不可沒。然而，他警告道，如禁止個人對現行法律提出反對意見，法律改革將停滯不前。社會至多僅能維持現狀，但將失去日後建立更先進公正社會的機會。對陳獨秀來說，如要確保文明持續向前邁進，言論自由的蓬勃發展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陳獨秀觀察到，缺乏言論自由的環境助長中國人說謊空談的傾向。例如抗日戰爭期間，官方為提高士氣而進行的宣傳往往全為正面新聞。與此同時，民眾心甘情願地接受這些誇大不實的故事。這種「絕配」形成無知的空洞，使人們無法認識到自己面對的真正危險及需要解決的問題。

此外，這種環境也助長了不負責任和玩世不恭的文化，沒人在乎所說或所聞的真偽。陳獨秀認為，不誠風氣的盛行並非因為任何中國人固有的劣根性，而是由於制度所致，在這種制度下，個人因說出實話而受到懲罰。久而久之，便導致普遍的沉默和自我審查。為修補這種無知和不誠實的空洞，陳獨秀敦促民眾說出真相。他認為，補救這種緘默文化的方式為保護和促進言論自由。

現代性的標誌

在政治上，憲政基本上由言論（尤其是政治言論）自由所支撐。如陳獨秀所言，現代國家不僅依據反映人民普遍意志的憲法組織，且在獲得多數人支持的基礎上運作。為尊重憲政原則，政府必須因應民意制定政策。

陳獨秀強調，政府應積極尋求大眾的共識，而非完全依賴政黨的見解，他認為政黨的意見為民意的起點而非終點。他並警告如未能做到這點，國家就會淪為黨派利益而非集體利益推動的暴政。

對陳獨秀來說，言論自由是界定現代性的標誌。1933年，在因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而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指控叛國、為自己辯護時，他感嘆此舉如同時光倒流至幾世紀前。他批評在這種制度下，反對政府或其官員或單純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都可能被視為「危害中華民國」。陳獨秀把這些做法比作中國古代對非正統思想家的政治迫害，或是中世紀宗教法庭對異端和科學家的迫害。他認為此類行為向世界發出清楚的信號：「中國並非現代國家」。

即使在日本侵華期間，陳獨秀仍堅定不移地捍衛言論自由。他雖支持呼籲所有政治勢力在對抗日本侵略的戰鬥中團結合作，但卻抵制來自統一戰線內部分人士強行統一意識形態的壓力。他認為此類要求既無意義又危險。陳獨秀認為，如思想統一，不同黨派在實質上便已合為一體，從而完全無須合作，因此這類要求並無意義。更令人擔憂的是，他警告說，追求意識形態的統一可能成為鎮壓或消滅其他黨派的藉口，為一黨專政鋪平道路。

「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藉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

陳獨秀的分析著重於從政治到文化的實際問題，而中國共產黨的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1889-1927）則提供理論架構，強調言論和思想自由的首要性。在談到人們擔憂言論自由可能導致危險思想的傳播時，李大釗將其視為錯誤的問題而予以駁回。

李大釗認為言論和思想自由是獲取知識的重要工具。他相信在知識的引導下，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明辨是非。他以生動的比喻指出，思想本身對有知識者並不構成危險，就如同在明亮的白天，深潭對謹慎行走於潭邊的行人無害一樣。即使出現異端或不理性的思想，他仍堅持應公開加以討論。他認為，一旦完全瞭解其真正意義，人們便會拒絕這些思想，也就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李大釗斷言知識必然勝過無知。因此，他建議：「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藉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他認為，禁止言論自由既是有誤的解決方案，也是道德上的過錯。此舉妨礙人們對知識的追求，從而助長無知；剝奪人們的信仰自由，從而教授虛偽。

在自由主義一側，胡適（1891-1962）被公認為20世紀初中國文藝復興的先驅，他擁護自由與民主，將其視為界定性的標誌，以及對抗極權主義及其壓迫行徑的力量。

批判性檢驗與相互挑戰

在方法上，胡適的智識懷疑主義要求以科學證據作為解決意識形態爭議的基礎，而非將政治信念視為不容置疑的真理。當然，這種批判性檢驗與相互挑戰的持續過程須由言論及資訊獲取自由支撐。在文化上，胡適訴諸中國文化的自由傳統作為實踐自由的思想基礎。因此，剝奪自由不僅破壞中國傳統，更擾亂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在他的政治著作中，胡適強調要為自由的茁壯成長創造條件，而非單純地論證其重要性。其願景的核心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體制，保護個人不受專制壓迫。他認為，這樣的體制可透過制度性保障（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防止多數暴政，在維護政治平等的同時保護少數人利益。此外，也可確保個人以其方式追求個人發展的合法權利。

在胡適看來，思想態度與政治體制對維護自由同樣重要。在反思宗教迫害的歷史時，他指出打壓言論和思想背後的兩大關鍵因素：無法容忍與己相異的新思想和信念，以及相信自己絕對正確。胡適的理由是，如果一個人認定自己的信念絕對正確，便必然會將任何不同的宗教或政治思想視為錯誤、異端或敵方。胡適並未直接駁斥絕對正確此概念，而是汲取更普遍性的教訓：寬容是一切自由的基礎。他呼籲以寬容的態度接納和包容「異己」，並強調若缺少這樣的寬容態度，任何不同的信念都無法真正享有自由。

自由與民主根植於中國文化

胡適樂觀地認為，一個自由的中國終將克服中共在1949年接管中國後構成的專制威脅。他將希望寄託於中國文化的三大思想要素。首先是承繼自老子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傳統，尤其是「無為」，此概念主張自由放任的政治是最有效的治理形式。在中國歷史上，無為不僅是回到自然狀態、以無為而無所不為的自然主義信念，也是一項普遍獲得實踐的原則。

胡適認為，自漢朝以來，中央政府僅負責管理少數關鍵部會，讓國家的其他部分自行治理。他指出，這種安排避免政府過度干預人民日常生活。經過幾個世紀的實踐，中國人培養出一種抵制和厭惡以任何形式壓制自由的「無政府心態」。

第二項要素根植於孔孟之道，是對當權者問責的儒家傳統。此傳統代表知識份子向掌權者說真話的悠久角色。戰國時代以來，未曾熄滅的戰火與治理不善導致人民普遍受苦，儒家精英大膽批判和譴責不負責任的統治者和官員，以維護人民的利益。胡適表示，這種自我要求的批判職責已演變為一種文化遺產，精英致力於承擔「天下之重任」。胡適指出，儘管在帝制中國的獨裁統治下處境嚴峻，但中國從不缺少勇者，即使面對懲罰迫害，他們仍持續為言論和思想自由而戰。

第三項要素是深植於中國思想的懷疑和自我批判精神，這種精神激勵人們跳脫框架思考。胡適特別說明從老子、孔子、孟子到莊子、韓非、王充等多位中國思想家如何體現這種精神，質疑普遍接受的看法、瓦解根深蒂固的教條並推動思想革新。胡適認為，在這種質疑精神的驅使下，中國人民不僅有能力抵抗共產主義，更可批判性地審視其文明的思想和制度，為「深刻全面」的改革鋪路。

這些思想遺產共同構成抵抗威權主義、擁抱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文化基礎。在歷史上，它們使中國人得以在沉默的自由中找到慰藉，在譴責政府的錯誤中找到勇氣，在行使質疑的權利中找到力量。對胡適來說，拒絕此遺產不僅割裂中國的文化根基，更使其喪失以自由民主為基礎建立文明國家的機會。

自民國時期以降，要在中國將這些熱愛自由的言論自由思想付諸實踐遠非易事。儘管如此，其政治和理論魅力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成為重新思考當代中國言論自由之命運與未來的重要資源。

杜耀明⁩

⁨杜耀明⁩為退休新聞學教師與專精中港時事的評論人。其合著書籍《Media,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ontrol and Protest》於2024年夏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