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始于1911年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辛亥革命，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在此时期（1912-1949）的中国，尽管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所分歧，但双方仍秉持共同的信念：言论自由对社会和政治进步、个人成长和知识发展极为重要。下文将简要说明：尽管就言论自由对公共和私人利益的价值之论证及实现目标方法有所分歧，但这些思考共同呈现出知识份子对1911年帝制中国覆亡后之现代性挑战的回应。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主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想法与论点，以及知名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的观点，以探讨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共同关切和对立取径。

文明持续进步的基本条件

陈独秀（1879-1942）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党（CCP）的创始人之一，他视言论自由为文明持续进步的基本条件。他认为，只有当人们自由表达的权利不受限制时，才能揭露现有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弱点及不足，而此过程对找出法律漏洞并推动改进至关重要。

陈独秀强调，过去所享有的批评和反对自由对形塑法律与文明现况功不可没。然而，他警告道，如禁止个人对现行法律提出反对意见，法律改革将停滞不前。社会至多仅能维持现状，但将失去日后建立更先进公正社会的机会。对陈独秀来说，如要确保文明持续向前迈进，言论自由的蓬勃发展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陈独秀观察到，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助长中国人说谎空谈的倾向。例如抗日战争期间，官方为提高士气而进行的宣传往往全为正面新闻。与此同时，民众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夸大不实的故事。这种「绝配」形成无知的空洞，使人们无法认识到自己面对的真正危险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这种环境也助长了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文化，没人在乎所说或所闻的真伪。陈独秀认为，不诚风气的盛行并非因为任何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而是由于制度所致，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因说出实话而受到惩罚。久而久之，便导致普遍的沉默和自我审查。为修补这种无知和不诚实的空洞，陈独秀敦促民众说出真相。他认为，补救这种缄默文化的方式为保护和促进言论自由。

现代性的标志

在政治上，宪政基本上由言论（尤其是政治言论）自由所支撑。如陈独秀所言，现代国家不仅依据反映人民普遍意志的宪法组织，且在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基础上运作。为尊重宪政原则，政府必须因应民意制定政策。

陈独秀强调，政府应积极寻求大众的共识，而非完全依赖政党的见解，他认为政党的意见为民意的起点而非终点。他并警告如未能做到这点，国家就会沦为党派利益而非集体利益推动的暴政。

对陈独秀来说，言论自由是界定现代性的标志。 1933年，在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被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指控叛国、为自己辩护时，他感叹此举如同时光倒流至几世纪前。他批评在这种制度下，反对政府或其官员或单纯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都可能被视为「危害中华民国」。陈独秀把这些做法比作中国古代对非正统思想家的政治迫害，或是中世纪宗教法庭对异端和科学家的迫害。他认为此类行为向世界发出清楚的信号：「中国并非现代国家」。

即使在日本侵华期间，陈独秀仍坚定不移地捍卫言论自由。他虽支持呼吁所有政治势力在对抗日本侵略的战斗中团结合作，但却抵制来自统一战线内部分人士强行统一意识形态的压力。他认为此类要求既无意义又危险。陈独秀认为，如思想统一，不同党派在实质上便已合为一体，从而完全无须合作，因此这类要求并无意义。更令人担忧的是，他警告说，追求意识形态的统一可能成为镇压或消灭其他党派的借口，为一党专政铺平道路。

「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陈独秀的分析着重于从政治到文化的实际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1889-1927）则提供理论架构，强调言论和思想自由的首要性。在谈到人们担忧言论自由可能导致危险思想的传播时，李大钊将其视为错误的问题而予以驳回。

李大钊认为言论和思想自由是获取知识的重要工具。他相信在知识的引导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明辨是非。他以生动的比喻指出，思想本身对有知识者并不构成危险，就如同在明亮的白天，深潭对谨慎行走于潭边的行人无害一样。即使出现异端或不理性的思想，他仍坚持应公开加以讨论。他认为，一旦完全了解其真正意义，人们便会拒绝这些思想，也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李大钊断言知识必然胜过无知。因此，他建议：「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他认为，禁止言论自由既是有误的解决方案，也是道德上的过错。此举妨碍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从而助长无知；剥夺人们的信仰自由，从而教授虚伪。

在自由主义一侧，胡适（1891-1962）被公认为20世纪初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他拥护自由与民主，将其视为界定性的标志，以及对抗极权主义及其压迫行径的力量。

批判性检验与相互挑战

在方法上，胡适的智识怀疑主义要求以科学证据作为解决意识形态争议的基础，而非将政治信念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当然，这种批判性检验与相互挑战的持续过程须由言论及资讯获取自由支撑。在文化上，胡适诉诸中国文化的自由传统作为实践自由的思想基础。因此，剥夺自由不仅破坏中国传统，更扰乱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在他的政治著作中，胡适强调要为自由的茁壮成长创造条件，而非单纯地论证其重要性。其愿景的核心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体制，保护个人不受专制压迫。他认为，这样的体制可透过制度性保障（包括言论和思想自由）防止多数暴政，在维护政治平等的同时保护少数人利益。此外，也可确保个人以其方式追求个人发展的合法权利。

在胡适看来，思想态度与政治体制对维护自由同样重要。在反思宗教迫害的历史时，他指出打压言论和思想背后的两大关键因素：无法容忍与己相异的新思想和信念，以及相信自己绝对正确。胡适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的信念绝对正确，便必然会将任何不同的宗教或政治思想视为错误、异端或敌方。胡适并未直接驳斥绝对正确此概念，而是汲取更普遍性的教训：宽容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他呼吁以宽容的态度接纳和包容「异己」，并强调若缺少这样的宽容态度，任何不同的信念都无法真正享有自由。

自由与民主根植于中国文化

胡适乐观地认为，一个自由的中国终将克服中共在1949年接管中国后构成的专制威胁。他将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的三大思想要素。首先是承继自老子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尤其是「无为」，此概念主张自由放任的政治是最有效的治理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无为不仅是回到自然状态、以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自然主义信念，也是一项普遍获得实践的原则。

胡适认为，自汉朝以来，中央政府仅负责管理少数关键部会，让国家的其他部分自行治理。他指出，这种安排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人民日常生活。经过几个世纪的实践，中国人培养出一种抵制和厌恶以任何形式压制自由的「无政府心态」。

第二项要素根植于孔孟之道，是对当权者问责的儒家传统。此传统代表知识份子向掌权者说真话的悠久角色。战国时代以来，未曾熄灭的战火与治理不善导致人民普遍受苦，儒家精英大胆批判和谴责不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官员，以维护人民的利益。胡适表示，这种自我要求的批判职责已演变为一种文化遗产，精英致力于承担「天下之重任」。胡适指出，尽管在帝制中国的独裁统治下处境严峻，但中国从不缺少勇者，即使面对惩罚迫害，他们仍持续为言论和思想自由而战。

第三项要素是深植于中国思想的怀疑和自我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人们跳脱框架思考。胡适特别说明从老子、孔子、孟子到庄子、韩非、王充等多位中国思想家如何体现这种精神，质疑普遍接受的看法、瓦解根深蒂固的教条并推动思想革新。胡适认为，在这种质疑精神的驱使下，中国人民不仅有能力抵抗共产主义，更可批判性地审视其文明的思想和制度，为「深刻全面」的改革铺路。

这些思想遗产共同构成抵抗威权主义、拥抱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文化基础。在历史上，它们使中国人得以在沉默的自由中找到慰藉，在谴责政府的错误中找到勇气，在行使质疑的权利中找到力量。对胡适来说，拒绝此遗产不仅割裂中国的文化根基，更使其丧失以自由民主为基础建立文明国家的机会。

自民国时期以降，要在中国将这些热爱自由的言论自由思想付诸实践远非易事。尽管如此，其政治和理论魅力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重新思考当代中国言论自由之命运与未来的重要资源。

杜耀明⁩
杜耀明⁩为退休新闻学教师与专精中港时事的评论人。其合著书籍《Media,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ontrol and Protest》于2024年夏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