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国社会对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支持一直存在，这和文化相对论的主流叙事相反：根据文化相对论，中国独特的发展途径无法与注重的人权的「西方价值」 互相调和。

不论是中国在新闻业发展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或是中国公众对基本权利的正当渴望，知情权一直都位居中国历史贡献的核心。

中国极早开始发展现代新闻业

中国是印刷术的摇篮。 印刷术在西元八世纪问世，三个世纪后，活字印刷进一步扩展，使得资讯得以在全球大规模传播。 中国早在西元十世纪就已经开始发展新闻业，当时已有民间创办的私报，与官方公报互别苗头—其中某些报纸还遭当局禁止。

中国在19世纪末亦为日报的发展做出贡献，尤其是1874年创刊的《循环日报》，创刊之时已设有政论版。 20世纪初，中国报业的发展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水准，代表各种政治光谱的刊物百家争鸣，其中包括知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创办的文学杂志《新青年》。

中国在1980年代和2010年代之间拥有相对开放的新闻环境，使得《南方周末》、《财新》等调查媒体能够激发舆论对贪污、环境破坏、公卫威胁等议题的关心，大幅促进社会进步 ，从而迫使政治决策者承认并处理被揭露的问题。

中国哲学与政治论述的基石

从刘德（西元前160-129）到史学家司马迁（西元前145-86）、史学家班固（32-92）和官吏罗典（1150-1194），许多中国思想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都不约而同 提出言论自由、公共协商和人民参政的概念。

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梁启超（1873-1929）、胡适（1891-1962）等众多先驱，都大力提倡、实践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从1910年代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期间武装冲突和社会动乱频繁，多元主义早已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观点、方向相异的独立报及 杂志也呈现百花齐放的荣景。 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季鸾、成舍我、邵飘萍、邹韬奋等优秀的新闻记者广为人知。

2008年，刘晓波（后获诺贝尔和平奖）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发表《零八宪章》，在第11点主张呼吁中国当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中国公众持续提出诉求

自古至今，中国公众从未停止表达对充分行使知情权等人权的渴望。 放眼中国近代史，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国公众不断提出诉求，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等知情权。

抗议民众在1989年参与民主运动，呼吁政府进行政治和民主改革；知情权是他们的核心诉求之一，就算是最血腥的镇压行动阻止不了他们合理的渴求。ci

2000年代以降，民众屡次自发性抵制网路审查，2014年和2019-2020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主示威，2022年发生「白纸革命」，各种抗议运动都证明了中国公众维护基本权利的一贯立场， 其中知情权更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