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是《世界人权宣言》（UDHR）发表 75 周年。 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引领了“权利革命”（全球公民权利的发展），并在二战后形塑全球人权治理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世界人权宣言》第19 条包含知情权的关键原则：“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透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收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1971 年加入联合国后，就承诺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包括上述的关键条款。 然而中国明显不断违反上述原则，近年来政府更大幅加强审查力道和对资讯的控制，情况明显恶化。 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后，党国更加肆无忌惮地挑战《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明订的国际规范，雪上加霜。

中共2013年印发的《9号文件》体现了这股加强意识形态和资讯控制的趋势。 该公报公开反对各种”错误的思潮和主张及活动”，包括“普世价值”和”西方新闻观”。 《全球文明倡议》（2023）为中共最新的宣传项目之一，声称各国人民对“共同追求”的看法是“相对的”，因此必须“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 形态对抗”。 中国曾正式承诺遵守以普世主义为基础拟定的《世界人权宣言》，然而这种相对主义的论调明显背道而驰。 文化相对论是中国政府论述的主要说法，用来开脱外界对其严格控制资讯的批评。

19世纪末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致力提倡普世主义，特别是传播自由，以下为相关证据的简要回顾，在党国提出中国例外论并拒绝在中国落实知情权的宪政义务时，可能有助外界更 广泛地加以反驳。

本文精选20世纪至今，知识分子在各大历史关键时刻发表的文章和政治抗议文件，目的不在讨论人权论述或中国史上的学理争论细节，而是以第一手资料呈现过去一百多年，中国 知识分子持续追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十九条的核心意义）的抱负和努力。

晚清改革派知识分子

梁启超于《清议报》发表之社论，1901年。

撇开”回应西方”典范和文化帝国主义论点的争议不谈，正如现代中国研究教授史雯（Marina Svensson）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争论围绕着人权这个概念。 尽管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动态使得东西之间存在诠释上的差异，新闻自由这种关键思想仍被视为概念、原则，甚至是一种实践。 中国的非官方媒体在进入20世纪之际已取得长足进步，有些迹象显示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中国各地已有500多家报章杂志，百花齐放。

知名记者梁启超（1873-1929）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改革派知识分子。 他在1896年担任《时务报》主编，该报为最早创刊的改革派报纸之一。 他于1898年创办《清议报》，并在​​1901年12月发表一篇铿锵有力的社论，强调言论自由和多元新闻的重要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 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

梁启超也在文章里提到他的观察：西方各种不同类型的报纸中，有些全国性报纸采取世界主义立场，同时关怀更大的人类群体。 他认为中国需要加以仿效，《清议报》应努力培养国际视野。

新文化与五四运动

《新青年》第1卷2期，1915年。

《新青年》（原《青年杂志》）创刊于 1915 年，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主要刊物，倡导透过导入科学、民主的方式中国进行改革。 创办人陈独秀（1879-1942）是指标性的政治思想家及作家，1917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正如史雯所记录，在该期刊倡导的一系列政治、公民权利中，“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尤其重”陈独秀在《新青年》（时《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社论《敬告青年 》，建议中国年轻人在形塑自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时，积极争取自主权，并拥抱开放和国际化的世界观。 他也在其他地方撰文宣传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高一涵等也都提倡言论自由。 高一涵（1885-1968）在《新青年》第1卷2期写道：”欲造成真正舆论，惟有本独立者之自由意见…天性之发展恃自由，自由之表见为舆论。”

学运人士罗家伦则在独立杂志《新潮》上发表文章，倡导“基于功利主义理由”的思想自由。 后来他致力推动这项议题，并翻译约翰·巴格内尔·伯里 1927 年的著作《思想自由史》。

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

张彭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48年。来源：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张彭春（1892-1957）为中国哲学家、教育家，曾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是《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推手之一。 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权教授汉斯·英格瓦·罗斯 (Hans Ingvar Roth) 解释说，张彭春对这个议题采取务实、哲学的态度，明确表达他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支持—他认为这与传统儒家思想 兼容并蓄。

1948年张彭春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以下观点：“印刷文字自诞生以来，一直是暴君和独裁者的头号敌人。想当然耳，他们在试图驯服人民的过程中，最先发泄怒气的对象就是文字创作 者。在所有打压制言论自由的独裁者和暴君中，中国长城的建造者秦始皇无疑是先驱，下令焚书坑儒的就是他。他想透过打压印刷文字及其作者来终结思想和资讯自由。结果 呢？他不但惨败，秦朝也被推翻。古今中外的独裁者，看看他的下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乏不自由毋宁死的政治家、学者和诗人，他们宁愿被监禁、流放，甚至 死亡，也不愿放弃表达自我思想、理念的自由。”

胡平的《论言论自由》

胡平《论言论自由》手稿，1980年。

毛泽东时代（1949-1976）所有媒体和新闻机构都被党国接管控制，纳入官方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资讯和新闻自由被严厉打压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家胡平（1947-）于1975年写下《论言论自由》一文，早期的版本于1979年在北京地下杂志《沃土》发表，1980年开始在北京的大学校园流传，1986年定稿发表在改革派期刊《青年论坛》上，在进步派学者和官员中广传。

胡平在这篇六万字的长文中引述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家中西著作，内容都在讨论言论自由。 他根据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从理念和实践上建构强而有力的论证，“言论自由是各项政治权利的第一条。”他视言论自由为政治权利最基本的原则，并将其比 作阿基米德名言中举起地球的杠杆：“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

胡平写道：”关键在于要为具有一般智力与勇气的常人提供一个他们既容易领悟，又不害怕公开坚持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够维护人们的基本权利，又能够为民主 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它应该是整个民主的基础，并永远不会崩塌。依我们看，这个原则就是言论自由……我们的理想是：通过我们顽强不懈的努力，让言论自由的原则真正 深入人心，在中国扎下根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写作。那时，他们可能会奇怪，怎么还会有这 种时代，单单是说了几句话就招来杀身之祸？”

八九民运

八九学运，1989年。照片上的文字为“办报自由、结社自由”。

后毛泽东时代（1976-1989）的言论自由依然有限，但进步的新闻业和蓬勃发展的出版刊物持续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许多知识分子的讨论、公开信和抗议，导致1989年民主运动的高潮，言论自由这项原则仍是知识分子论述和政治抗议中的关键议题。

1989年2月，著名异议分子方励之（1936-2012）发表《中国的希望和失望》一文。 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希望在于对当局有制衡力的集团，他观察到一些雏形已经出现，“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已在中国各种行业和各种社会阶层 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作用。 在这些压力团体最常讨论的议题中，知情权被摆在第一点：”1. 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方励之还写道：“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 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刘晓波与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

中国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奋斗并未因1989年的挫败结束。 2008年，向政府请愿的《零八宪章》在网络上发布，由中国知名异议分子和维权人士签署，其中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象征1989年后民主运动的里程碑。 这份宣言将知情权摆在于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首要位置：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 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白纸”运动

“白纸”运动于北京，2022年。来源：路透社。

2022年底，中国各地爆发大大小小的公众抗议活动，学生和公民表达各种不满，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民怨尤其高涨。 抗议者透过举起A4纸来表达愤怒和不满，象征政府打压抗议之声及民众对国家审查、控制的反抗和拒绝，这场抗议活动被称为”白纸”运动，期间许多民众抗议中共政权打压 言论自由并实施高压政治控制。

一支影片显示北京的清华大学校园里，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一起表达不满。 其中一名年轻女子说：「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捕，所以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后面可以看到许多学生齐声 呐喊「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的口号。

尽管这些自发性抗议活动遭到政府严厉镇压，但强行噤声下的沉默能持续多久，值得怀疑。 越来越多中国青年和海外华人开始表达、争取知情权。

从1901年的梁启超到2022年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无名抗议者，这七个案例不仅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百年来争取言论自由的奋斗史，也陈述了跨时代人民反抗镇压的共同故事。

正如胡平受访时所言，他对言论自由的想法是在文革期间形成的。 他认为正因这个时代有着灾难性的现实，他和许多人在这段期间经历了深层的恐惧，才会促使他批评国家机器并拥抱自由主义。 言论自由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不断被强调和体现，这场奋斗不应局限于中国，全球也应为落实《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权利共同努力。 正如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所说，这是场“‘无国界’的重要行动”。

苏云（笔名）
曾任记者，现为当代中国媒体和文化评论员、圆桌19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