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邢台市艾滋病真相调查”

记者 王克勤

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艾滋病高发区，那里的艾滋病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血。但在河北省邢台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的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

卫生部公布：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７２. ６% ；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

邢台市“医院输血”与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状况如何？有关方面对此有何解释？邢台“艾滋问题”将带来哪些社会隐患？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１０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８名。

“生不如死！”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对记者说。

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都把矛头直指医院。目前已经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有资料显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各县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

１９９８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曾经独自一人对邢台市大部分县的自采血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于当年５月２０日发表于《河北日报》。文中称，遇到手术用血时，医院通常让患者自己去找血，对于不熟悉情况的患者家属，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向“血头”求助买血，医院只负责化验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公开资料显示，１９９８年８月《献血法》实施以来，邢台市献血办在完不成有计划无偿献血任务的情况下，经市卫生局副局长贾东阳同意，市献血办有关负责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通过“联络员”联系农民来市中心血站献血１６６８人，其中不到期献血的２３９人。

为什么医院甘愿冒着被查处的风险热衷于使用自采血？

“让患者省点钱少跑路”，这是他们挂在口头的理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得知，从血站拿血，一袋４００毫升的血液，得交给血站４６０元，医院只能在此基础上加３０元左右的化验费。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献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有的医院给献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３００元左右的收入。

自采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乱的程度如何？

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做过这样的讲话：“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建、防疫站建、卫生院建、乡政府建、个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２２个，其中３个没有经过批准，５个存在问题较多。采浆点１４个，只有１个经过批准。１０个采血点都是未经批准的，自采自供血液的医院血库有１３２个，也只有１个经过批准。”

种种事实表明，１９９５年前后在局部地区采供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在调查中，记者感觉到，邢台市艾滋病问题存在着许多社会隐患。比如许多接受采访的公众对于身边的艾滋病情一无所知；许多艾滋患者及其家属在承受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经济压力的同时，却几乎得不到到任何救助；有关方面对艾滋病的防疫措施很不到位；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

“好闺女，你过来，以后，娘无法给你梳头了！你爹给你梳不好，娘给你把头发剪了吧！”

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经与其他女孩一样，有着一头美丽的长发。两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妈妈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从此，甜甜一直留着短发——如果不是她穿着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个男孩。

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甜甜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可她为什么要亲手剪掉女儿漂亮的秀发？

这是一个生命接近极限的时刻，一个弥留之际的母亲，对于自己留在人世间惟一亲骨肉最无奈的关爱！

甜甜的长发被剪掉不久之后，妈妈永远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极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妈妈是在３４岁生日那天死去的，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如今，正在村小学三年级读书的甜甜，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第三次来到甜甜的家里，看望这个腼腆而可爱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张记录。

碎砖块垒起的院墙、七八块木板钉成的柴门，与两边邻居家整齐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间有两间红砖平房，其中的一间里放着一个双人大床，占了屋子面积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妈妈就是在这张床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这张床上。

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爱妻，生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卒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上午８时，享年３４岁，冤死！”（时间为农历——记者注）

甜甜的妈妈，一个农村妇女，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个年仅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又怎么可能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呢？

甜甜妈妈的死亡之路

与她周围大多数小朋友一样，甜甜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２００５年９月初，张记录曾经给记者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和我亡妻在１９９５年结婚。婚后和其他人一样，男耕女织，虽不富裕，倒也相安。１９９７年，我女儿出生，这无疑给我们家增添了欢乐和动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务农活，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这期间我妻子虽说反复有感冒、发烧、流鼻涕、体乏等症状出现，女儿也经常反复腮腺肿大、发烧，但这些都未能让我们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只以为是常见病而已。

直到２００３年秋忙时节，我妻子口中生疮，体困力乏，不思饮食，久治不愈。约在公历９月１５日半夜，我梦中被妻子叫醒，她说，确已感冒身体不对，是不是到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可疑。后经介绍赶至邢台市疾控中心，初诊为艾滋病，此后省疾控中心确诊了。

当邢台市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告诉我们时，我和妻子都傻了，什么话都不会说了，相对沉默，我们都明白，将会发生什么。我的思绪虽然千头万绪，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镇定去安慰妻子，告诉她医生说了，化验结果不一定准确，并携妻乘车赶回家中。

根据疾控中心医生的建议，第二天我携带女儿前往化验，结果祸不单行，女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张记录给记者出示了她们母女俩的两份《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正式做出了这样的确诊报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问我：孩子怎么样。我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孩子没事。从妻子那郁闷的眼神里我看到她有了一丝安慰，而我的感情却再也无法克制。不敢面对妻子，自己躲到厕所里失声痛哭。

“从确诊到离开人世，也就４０天。”

张记录告诉记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间，她曾一度拒绝吃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此病是绝症。我也知道她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想为本不宽裕的家庭再添负担。但是为了不应失去的生命和没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劝说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疗，也托人在北京地坛医院询问疗法，但是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在从邢台检查回来后的２０多天内，“我妻子还能在我的搀扶下上厕所，在院子里坐一会。只是耳朵的听力急剧下降，口腔症状日渐加重。”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对我和前来探望他的内弟说，自己感觉身上一点体力都没有了。”

张记录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那天晚上，我牵着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说：“你与我说会话吧。”她望了我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对不起你，没给你生个儿子。有机会再成个家，生个或抱个男孩，为了以后有人照应你，好好照顾甜甜。

面对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声痛哭，告诉她不要顾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后有什么不测，你把我也叫走（因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实情告诉她，增加她的思想负担），而孩子的未来又是未知数，我虽然侥幸避过此难，而这个世界上已没什么事值得我留恋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无绝期的恨。

没想到这段话竟是我与妻子的生死话别，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已经卧床不起，而且已听不到常人讲话了，喉咙也发不清音了，纵然有时看到她嘴里在呐呐地说，但是什么话我已听不清了。大约农历十月七、八、九这三天里，也就是她离开的最后三天里，我妻进食已相当困难，我熬制的草药送到她嘴边，她却难以喝下。买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汤匙从嘴边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难，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让她咳出，然而失败了。

农历十月初十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清晨，我正为女儿做饭，忽然听到妻子微弱的呼叫声，我的心一下绷紧了，急忙赶到她身边，发现她已奄奄一息：从喉咙里断断续续传出似是“甜甜”声，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边，告诉她，孩子在这，你放心，我不会让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对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着叫着，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要走，你不该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善良的妻子和母亲，一个有着许多未了心愿的人，却带着对丈夫和孩子的眷恋，带着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终年仅三十四岁。

我凄凉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泪水无休止地流。抬头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苍苍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该呀不该，我儿生来无辜，心底无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却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种天条地规，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去医院生孩子错了吗？那可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啊！

甜甜的妈妈被艾滋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那么，甜甜的妈妈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妈妈是冤死的！”

“是医院杀了我的妻子与孩子！”

军人出身的张记录，从柜子里取出一把匕首，这是他当年参加对越战争时从前线带回来的纪念品。“如果不是答应了妻子临终的托付，不是考虑我死后孩子没人管，我早跟他们拼了！”

记者先后三次见到张记录，这个汉子每次都泪眼汪汪，激动时拳头捏得嘎嘎作响，感觉他快要爆炸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太冤枉了！”

“艾滋病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性、血液、母婴，已经确诊我没有这个病，从小生长在这山沟的妻子没有可能接触到有这个病的人，妻子的作风与为人在村里是人人称道的。”

“那么，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这一辈子就输过一次血，生孩子时输的！是医院把艾滋病毒输给了她，吃娘奶长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对此，张记录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上是这样写的：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８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进沙河市康泰医院２楼１６号病房，第一次交付药费１０００元，其间医院进行了常规化验，而后开始输液。

血常规化验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应出现贫血，需要补充血液，于是医院在农历１８日为我妻输血８００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时间太久，名字记不清）。我们交付现金９２０元。

９月２６日，农历８月２５日傍晚，我妻子出现分娩症状，因难产，需做剖腹产。我在手术书上签字后，于晚９点左右进手术室（手术医生有王顺英，主治医师小马——名字不详，护士长韩仙梅，供氧师——姓名不详，麻醉师——医院临时聘请，姓名不详）。

２３时３０分左右，护士长韩仙梅抱着我女儿找到我，告诉我女儿于２３时１５分出生，并一同到一楼接生室称重。

次日凌晨１点左右，我妻子从手术室推出，待常用药输完后，即输上血液４００毫升，交付现金４６０元（供血者为徐，名字记不清）。

七天恢复观察期后，即农历９月３日（公历１０月４日）出院，并补交医药费１０００元。其间我女儿曾一度高烧，后经治疗，方转正常。

在生下女儿后，我妻子经常身体欠佳，易发烧，随时间推移，逐渐饮食减少，身体虚弱，四肢无力、失眠。女儿身体也一直反复感冒发烧，腮腺肿大，经多方治疗，效果不佳。

２００３年９月，张记录的妻子与孩子被判了“死刑”！

为此，张记录写了四条理由陈述自己的意见：

那么病源从哪里来？本人认为，只有在康泰医院住院期间输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间，医院曾为家妻输血１２００毫升（分两次，前８００毫升，后４００毫升），且供血来源为私人输血（王顺英曾说过，咱有自己的输血队，都领有健康证的）。第二，我妻子身体自生下女儿后，一直欠佳，近期尤为严重，且症状和发病规律、年限符合ＨＩＶ。第三，医院在输血来源上属违法采血和输血，有此隐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儿身染此病，完全是由当时其母输血或哺乳所致，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综合上述理由，本人认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为伤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医院在采血、输血过程中不经检验、违规采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儿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的生存权，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而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与死的恐怖之中。

张记录曾经多次到这个医院讨说法。他告诉记者：“他们要我出示输血单，我说这些都在你们这里。后来我明白了，我们出院时连病历都没有。于是我一直向他们要病历，但到现在也没有要上。我们农民打官司怎么能打过他们呀！”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曾经两次专程前往位于沙河市显德旺镇的康泰医院求证，均被告知“领导不在”。后来记者曾经打电话给这个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医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规，不存在任何问题。”

父女活着之痛

“千般苦难集于一家，千古奇冤降于一身，天地不公枉为天地！”这是张记录写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张全家合影照片背后的文字。

艾滋病不仅夺走了张记录妻子的生命，剥夺了小甜甜的生存权，而且也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健康。

与此同时，“艾滋病综合症”如同生化冲击波一样，在甜甜与她爸爸的周围全面爆发了：

“人们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我们。”张记录说。

自从甜甜及妈妈的病情确诊以后，“我们再怎么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人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后，这个曾经在老山前线荣立过集体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选矿厂的工作。“我再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也在怀疑我，谁也不愿意与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挣的８００元钱，本来是家里最核心的收入来源，现在一分钱的来头都没有了。连孩子上学的学杂费都是卖了粮食才交上的。”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连去邢台几块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

“想过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谁来管？”

如今的张记录是既当爹来又当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让她饿着呀！咱没什么好吃的，但要让孩子吃饱饭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带这个孩子。自从甜甜娘去世后，连她姥爷、舅舅一家都很少来往了，甭说别人！”

张记录每天除了操持家里那３亩薄田，便只能一门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说，“也不好到别人家里去串门，不好让人家难堪啊！”自从妻子离开人世之后，他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谈了。

“虽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与任何人接触，都感觉低人一等。”

“人人都怀疑我。”

“别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自己却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生活却没有着落了。”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这些真不想活了！”

他给记者的来信中说：

尤其严重的是，妻子离开之后，我和孩子成了村里的新闻广角、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女儿在学校常常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每当孩子回家告诉我说，“爸，他们都说俺有艾滋病”的时候，我的心犹如刀割，与女儿抱头痛哭，然后违心地告诉她，甜，别听他们胡说，不要理他们，好好学习。

孩子是单纯的，我哄一阵子以后，她不再说什么，但我心里清楚，这都是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议论我的反射而已，虽说他们表面上见到我不说什么，有的还安慰几句，然而从他们异样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们对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乡亲，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谁能理解我呢？

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为了女儿，夹着尾巴做人，实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关上门，对着亡妻的照片哭诉一番，然后告诫自己要忍耐，擦干泪，不要说为什么。因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有时我真的想抽刀与康泰了断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儿惟一的亲人，惟一不嫌弃他的只有她的父亲，她不能再失去我。

“没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张记录说：“最近电视上在演《大长今》，孩子爱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哭起来了，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的心啊，说有多疼就有多疼！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抱着孩子一起哭。”

在讲述这些时，记者看到他的泪水已经浸透了整个衣袖。

张记录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孩子说：“甜，要记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报不了这个仇，你一定要报！”

张记录说：“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还时时为别人着想，每次医生来输完液，她都不让医生把输液器带走，要当着她的面销毁，看着她这么做，让我心碎！”

张记录曾经在甜甜妈妈的坟头发下重誓：“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按你的嘱托，带好我们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来，为你们母女讨回公道！”

张记录说，我相信国家的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打这个官司，“他们有权有势！我一个贫困的庄稼汉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一方面在为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为孩子担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后能不能结婚？“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尽父亲的责任。”

记者看到，他家一进门的正面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奖状，上面写着“张某某同学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荣获二年级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长大后上大学，做科学家。

张记录说：“虽然我不知道女儿的未来，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但我必须为女儿而活着！即便现在生不如死，也得坚定地活着！”

在河北邢台，艾滋儿童并非甜甜一人。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１０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８名。他们与甜甜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雪雪（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记者在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小山村里见到了雪雪。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自家的屋子里写作业。雪雪看上去与所有的孩子没有两样，小姑娘的头上别了一个蝴蝶状发卡。相对来说，雪雪要比甜甜幸运得多：她有两个姐姐以及偏爱她的奶奶。然而，她的妈妈依然无法与艾滋病抗争，已经于２００２年农历６月１８日死亡。

雪雪１７岁的大姐与家里人一起告诉记者：雪雪的妈妈原本身体好好的，１９９７年农历５月１９日，她在自己家的炕上生雪雪，造成大出血，于是家人匆忙将她送到离她们最近的沙河市康泰医院抢救、输血。“不知道输了几袋血，从医院回来以后，好好的人，就经常发烧、贫血、还爱跑茅房。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越治越治不好，曾经还以为是肺炎，后来人家医院确诊了，才知道是这个病，医院也不要这样的病人，回到家里，没多久便死了。”

一家人都去化验，大家都好好的，“就我小妹感染上了，她是娘输了血以后，吃娘的奶长大的。”

雪雪的父亲目前在附近的一家煤矿下窑挖煤，“一个月能赚个七、八百的。”他们说，“咽不下这口气，但又不敢打官司，一打官司，全传出去了，我们一家人以后怎么活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再次去看望雪雪时，她为记者背诵了她最喜欢的课文《小乌鸦和妈妈》，当她背诵到“森林里有个乌鸦妈妈……小乌鸦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他们温暖极了”时，她的泪水从眼框里刷刷的流下来，流进她的嘴里，滚向她的下颌，滴在她的衣服上，湿了好大一片。

山山（化名），男，９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村庄，山山与奶奶、爸爸以及姐姐一起住在这里。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山山与一伙小朋友们从院落外边的马路上玩耍归来，脸上还流着汗水。

山山的爸爸告诉记者：“他妈生他的时候，是１９９６年农历１０月，我们住在沙河市的康泰医院里，孩子还没有生，医院不断给我做工作，非叫输血。我当时反对，我说，需要输了就输，不需要了就别输。但是医生三番五次找我谈，要求输血。没办法，听人家医生的。输完血两个星期后生的山山。”

“从那里回来，再也没有上过医院。２００４年初，他妈经常恶心、呕吐，于是正月初八到邢台市人民医院检查出了这个病。回来后，在乡医院输了几天液，便去世了。”

之后，全家检查，结果是：山山和他爸爸为艾滋病毒携带者。比山山大三岁的姐姐一切正常，奶奶也一切正常。

丹丹（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在沙河市册井乡某村庄，记者见到了丹丹目前的一家人——爸爸、爷爷和她。丹丹的爸爸告诉记者，丹丹娘总共输过两次血：１９９７年正月，因为贫血，在沙河市康泰医院输过两小袋血；１９９８年农历１０月２５日，生丹丹时大出血，在康泰医院又输了两袋血。

丹丹的爸爸告诉记者：“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２００３年沙河市对在９０年代中期在当地医院输过血的人进行检查，丹丹的娘被查出来了，后来一查，不仅她娘有艾滋病，而且我与丹丹都有艾滋病。”

“在这之前，她娘经常难受，经常发烧，我们按一般的发烧治疗，一般一次输液就得一个星期。每年都得三四次。查出这个病后，发现还有结核，于是我们先按结核治，后来结核也没有治好，人就死了。”

丹丹的娘是２００４年农历６月３日去世的，依然与记者见到的其他艾滋病人一样，只能回到家里，死在家里。

丹丹的爸爸说：“好好的人输什么血啊！但是人家医生不断找我谈，说‘贫血这么厉害，你赶紧输血吧’。咱一个农民，什么也不懂，人家医生说输，咱就交血款呗。”

记者看到，丹丹家满院子堆的全是垃圾，丹丹的爷爷对记者说：“我在捡破烂，日子过得太紧张了，儿子身体有病，大苦吃不成，收入太少，我不捡破烂换钱，这娃娃就上不成学了。”

浩浩（化名），男，６岁。父母均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在沙河市白塔镇一村庄，记者见到浩浩时，他光着膀子，身上只穿一条深蓝色短裤，在自家门口的巷道里玩。

浩浩家总共有５口人：浩浩的父母、浩浩和两个姐姐。两个姐姐一个１３岁，一个１０岁。

浩浩的妈妈告诉记者：“１９９６年农历３月２１日，我在家流产了，于是被送到位于沙河市显德旺的显德旺煤矿医院治疗并输血，血输了一包，花了８００元。医院现叫的人，叫来人进行抽血，抽了人家的血，然后就输给我。”

“除了这次输血，我再也没有输过血。２００３年底，知道我输过血，乡卫生院抽我的血去检查，２００４年开春我便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然后是一家５口人全部抽血检查，“最后的结果是，他爸与老小都感染上了，老小是１９９９年生的，是我在医院输完血后生的孩儿。”

她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夫妻俩都还能从事劳动，但重活不能做，吃饭与生活还都正常，就是容易感冒。面对这一切，我只能从乡卫生院领药，尽量控制呗。”

楠楠（化名），女，８岁，二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在邢台市柏乡县龙华镇的一个不小的村庄里，记者以走访亲戚的名义，在村里找到了楠楠家，这个８岁女孩，长长的头发，头顶扎着一个鲜艳的蝴蝶结，衣服上绣着一个正在奔跑的小梅花鹿。如果不是记者事先知道她是艾滋儿童，谁也想不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会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楠楠目前与爷爷、奶奶、爸爸一起生活着，６５岁的爷爷与３８岁的爸爸都出去打工了。拄着双拐的奶奶以及她爷爷的大哥告诉记者：“这孩子真苦，她娘是２００４年农历４月１１日死的，从北京回来只有８天时间，人便没了。楠楠的妈妈是云南人，是当年有人从云南领来的，她爸当时２８岁了还没有老婆，１９９６年要了她妈，第二年生了这闺女，生这孩子时大出血，于是便到医院去输了血，２００２年时，身体不好，还输过一次血。没想到她得了这个病，这孩子也感染上了。”

楠楠的奶奶想站起来，几次没有成功，记者伸手扶起了她，她说，“一家老的老、病的病，这老天爷，让我们怎么活呀？”说着眼泪夺眶而出……

甜甜（化名），女，８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关于甜甜的情况在前文中已经讲了，这里不再赘述。

佳佳（化名），女，８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佳佳的家原来在距沙河市康泰医院只有三、四公里处的武安市邑城镇（属邯郸地区），她的爸爸告诉记者：

“我们全家原来是４口人，佳佳和她哥哥，以及我和妻子。１９９７年８月１日，妻在康泰医院生了佳佳，三天后，院长王顺英动员我说，‘你给她输个血，身体恢复会快一点。’她三番五次来动员，有好几次岳父岳母都在场，其实妻当时只有２８岁，身体非常好，但是想到医生总是为咱好呀，再者，不能让两个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输了血。

“一年后，妻便发烧不退，出现各种症状，我们从小诊所到大医院一级一级跑了整整一年，之后被确诊了。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６日死了。佳佳被确诊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所幸儿子和我都没有问题。”

壮壮（化名），８岁，三年级。母亲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壮壮随他的母亲及四个亲戚来到记者的办公室，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壮壮，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大大的眼睛，虎头虎脑的，还穿着一件绣着各种小动物的牛仔服，看上去是一个营养十分充足的小胖墩。

如果不是看到他与他妈妈的《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记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艾滋病与壮壮联系在一起。但是，铁的证据摆在眼前。

壮壮的妈妈告诉记者：“１９９４年我与壮壮的爸爸结婚并居住在沙河市辛庄村。原本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但是，今年（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辛庄村普查，我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４月１２日，我８岁的儿子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好在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壮壮妈妈对记者说：“近１０年来，我们家本本分分做人，从未有过任何不良行为，夫妻俩都从未出外打过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８岁的儿子，年龄这么小，怎么可能被感染艾滋病呢？经咨询邢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他们分析：我们母子被感染艾滋病毒只能是我输血，然后通过母婴方式传给儿子。现实中，我这生惟一一次输血，就是生孩子时在显德汪煤矿医院住院输过血，当时动员我输血的医生也承认给我输的血是非法的自采血。”

除了亲眼见到持有《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以上８位艾滋儿童外，记者还访问到两位艾滋儿童，他们分别是４岁的女孩婷婷（化名）和１１岁的男孩刚刚（化名）。

关于婷婷的访问。记者根据有关线索来到位于沙河市柴关乡的某村，找到了婷婷的大伯，他只是告诉记者，他弟弟已经死了，孩子和她娘都有病，已经离开这里了，说完便把记者拒之门外。

关于刚刚的访问。记者依然是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沙河市册井乡某村的刚刚家，记者在他家的院子里见到正在玩耍的刚刚，他的母亲对于记者的问题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然后对记者说“你走吧，我们的孩子以后还要生活在这里，还要娶媳妇成家呢。”

以上仅仅是记者连续三次在邢台访问到的艾滋儿童，长期为邢台的艾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对记者说：“在邢台，已经发现的艾滋儿童至少有２０多人，艾滋病毒携带者至少有２００多人。”

一方面是不少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另一方面记者发现几乎走访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写着“死亡”：连续三次访问，记者累计访问到艾滋病及感染者总共３４人，其中已经死亡１４人，许多死者的坟墓上依然培着新土。为记者带路的人称记者对于邢台艾滋病的访问是“寻找死人”的工作。因为记者不断听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死了倒是解脱了啊，活着的人，是生不如死啊！”许多受访者几乎都发出同样的感叹。

“生不如死！”

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心上扎着千把刀，身上刺着万根针是什么感觉，我就是什么感觉！”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人没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人！”

记者访问过的许多家庭，都是整个家庭被艾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与迟的问题”。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艾滋儿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是被医院给满门抄斩了呀！”

丹丹全家，除６１岁的爷爷没有感染艾滋病外，她的爸爸、妈妈以及自己，没有一个幸免此难，妈妈已经死了。丹丹的爸爸说：“不知道哪天是我与女儿的日子。我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数，熬日子了。”

因此，丹丹的爸爸觉得活得太没有意思了。“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亲在这里呀，我怎么能就这样死呢？！”

艾滋病死者的冤屈

“他们死不瞑目呀！”

“许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死者的亲人们说：“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怎么就会感染上艾滋病呢？”

“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就是到阴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这个病的！”

邢台市威县３９岁的农民王树强（化名）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的：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王树强因肝病发作住进邢台市惟一的三甲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该院对王进行抽血化验，测定王血液中ＨＩＶ呈阴性反应。之后，医院分三次为他输了６３０毫升血。几天后，因治疗不明显，王转到收费更加低廉的邢台市第二医院。

入院后，这家医院即采血化验，查出他感染了艾滋病。

“查出结果后，邢台市第二医院便拒绝对他进行治疗，并强行让他出院回家。”王的家人说。

一个月后，王所在乡村便接到威县政府盖着公章的《通知》，要求“做好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监控防治工作”。于是，村干部对王的妻子说，“他的血有毒，不让出去，要隔离起来。”村干部还传达精神说，“上面有规定，你如果传染给别人了，要负法律责任。”王的妻子说，“那我们被传染了，由谁来负法律责任？”

一方面，县政府要求对王树强及家人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到死也没有防疫站的人来，没有任何救治药品到来。”

从此，王树强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吃饭由家里人送，两个儿子也不敢到他的房间去。

同时，村里与周围没有人敢来他们家了。

不知道自己害了什么病的王树强，愣是要求再上医院。于是，家人又将他带到邢台市第二医院。“一个医生对我们说‘刚才院长命令，不许你们在这儿住，不许给你们化验，也不许给你们开药，叫你们快走。你要是光肝炎这病，再厉害我也不能不让你住，关键是你还有艾滋病。’一听这话，俺孩子他爹当时就傻了。我们说，做做ＣＴ检查行不行？医生说：给钱也不给做！病没看成，反过来原本是走到医院去的人，出医院时连腿都抬不起来了！”王树强的妻子对记者说。

回家后，王树强在自家的隔离间里，不吃饭、不吃药、不输液。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便死了。死后，他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入棺材，第二天便埋了。

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许多患者被极其“残酷”地与家人隔离起来。

邢台县山区某镇有一位老太太，２００３年４月被确诊为艾滋病，被从医院“赶出来”后回到家里，老伴与她一起从大房搬到后边一间小屋。原本五个孙子从小都由老太太带着，一直与老太太睡在一起。从那以后，几个孩子再也没有与奶奶在一起。另外，原来她一直在伺候着老伴与一家人，从那以后，老伴不仅不让她做任何事情，而且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让她动，“要吃馍馍，我给你掰”，“你要喝水，我给你倒”。她的儿子对记者说：“这是对老人的折磨与摧残，她只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

“其实，许多艾滋病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隔离、歧视、冷漠折磨与摧残死的。”

记者发现，其中也有部分人知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了，但这“等死”的日子非常不好熬啊！

此次记者调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确诊为艾滋病，无一例外地被拉回家里等死。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痛苦

“死者死得冤屈，活着的人活得更加冤屈！”

“窦娥有冤枉了还能说出来，我们这冤枉连说都没法说呀！！！”

第一个打艾滋官司的王为军，向记者讲了他家的一些遭遇：１９９９年５月，王为军的妻子死于艾滋病后，村里关于他家有艾滋病的事情已经传得人人知晓。他说：“出了这事以后，村里的乡亲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我女儿当时两岁，刚学会走路，她在外面路上摔倒了，那些人在远处看着，连一个拉她的人都没有；她想吃糖，街上的小贩一看她过来了，远远地就把糖扔给她，钱都不敢要。”

那年，她妻子送葬时，按农村风俗，家里做了许多饭菜，没有一个人敢吃。“好好的整锅整锅的面条，我想送给人家喂猪，人家都坚决不要！”

艾滋病是绝症，人人知道。感染了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我们活着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沙河市白塔镇某村３２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李某，妻子去年被艾滋病夺走了生命，８岁的女儿与他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说“不敢想呀，一想就绝望，过一天算一天吧，孩子小啊！”

有一位５０多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说：“孩儿们也不能到我跟前来，周围更没有朋友来看我。我都变成孤家寡人，这样活着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艾滋病患者家人的痛苦和委屈

“最怕孩儿们发烧、感冒！看到他们痒，发烧，我心里就乱成一团，头脑里空空的。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邢台县一个小山村里，公公、婆婆先后被艾滋病夺走生命之后，二儿媳妇最担心与老人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学的几个孩子。她的哭声，让记者感到窒息。

她说：“８年前孩子的奶奶就在医院输过血，这些年来，她经常痒，痒了，孙子们就帮她挠痒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虽然孩子们都做了检查，没事。但是，“他爷爷不是也做过两几次检查，都没有事情吗？第三次却又查了出来，让我们相信谁呀？”

她说，孩子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心里的压力压到哪天才是个了结？至少得２０年吧！２０年呀，这是什么日子？

这对因患艾滋病已故的老夫妻的长子对记者说，“母亲死后，父亲又倒下，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得了什么病。父母亲要把自己隔离到小院的破屋子里。我们心疼呀！”

他告诉记者：“亲戚朋友上门来骂我们兄弟俩，我大伯骂我说，‘你没钱让老人住院，我掏钱！”我们何尝不想让父母住医院呀！亲戚们一片怨言，都在骂我们不孝。我们左右不是人！“

人们不断来问我们，老人得了什么病，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病，不然，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在这里立足，就我们这样的农民到哪里去生活啊？

“人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艾滋病家属，他们总认为你的家人得了艾滋病，你一定就是艾滋病人。”艾滋儿童甜甜的父亲张记录告诉记者。

同样是艾滋儿童之父的王为军告诉记者：“我这讨说法的５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外面经常受到欺负和冷落，无数次地和人家发生争执、谩骂，甚至动手。”

他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我去省里的一个部门，他们见到我连问都不问，‘呯’把门关上了，说世界艾滋病日刚结束你们就到处跑。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不是艾滋病，我的孩子虽然是，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们说：‘你怎么不是？你妻子是，你女儿是，你肯定也是，你不是那是因为你没被查出来！’”

正如张记录所说，“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

邢台的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面对记者的到来，非常感动，他们说，没有人把我们当人，就你还来看望我们。

艾滋家庭的贫困

“楠楠，你最想吃什么？”

“大米饭。”

“你最想要什么玩具？”

“三轮的童车。”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上大学，考博士。”

“你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

“想当老师。”

“最想当怎么样的老师？”

“当我们村里的老师。”

这是记者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与柏乡县龙华乡艾滋儿童楠楠的对话。一个８岁的女孩最想吃的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果冻或者火腿什么的，而只是大米饭！

她的双腿残疾的奶奶告诉记者，“没办法呀，现在这社会干什么都得花钱，我和孙子两个病人，没钱怎么活呀！”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丹丹一家也是这样，丹丹与爸爸都得治病，６１岁的爷爷只好捡破烂来补贴家用。丹丹的爸爸虽然也是身患重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但他每天却不敢有半点怠惰，一大早就得去附近的小煤矿为人家开矿车，“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每月也就赚６００元。”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情况，那个煤矿还不知道，否则他会像册井乡张沟村的张记录一样，只能靠贫瘠的土地维生了。

记者访问的３４位艾滋病及感染者中，几乎清一色是普普通通的农户，其中大部分家庭就算在当地的农村来说，也是很贫困的。

本来，邢台市就是河北省经济水平比较差的地区，而这些农户又是这个地区很普通甚至贫困的农户。

“我们落得这样惨，都是医院害的！”在采访中，无论有点经济能力的，还是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告医院！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来！”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记者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从而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手头的两份官方资料值得认真阅读。

这两份官方资料分别如下：

之一：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２００４年初，卫生部官方公布：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８４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８万例，整体上居全球第１４位、亚洲第２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一时间，卫生部统计显示：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母婴三种方式传播。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７２. ６% ；经性接触途径感染占８. ４% ；母婴传播感染为０. ３% ，还有１８. ７% 的传播途径不祥。

之二：河北省八成艾滋病感染者祸于血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的《燕赵都市报》报道，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自１９８９年我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９９５年在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艾滋病局部流行以来，艾滋病在我省的流行经过了传入阶段、局部流行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目前，我省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在全国处中游靠前位置，为疫情较重省份。据悉，我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感染时间集中，主要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后通过有偿采供血感染，占感染者总数的近８０% ，但从总体上看，我省艾滋病还处于低流行状态，只是局部艾滋病感染者高度集中的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潜伏期，其发病高峰正在到来。我省１９９５年前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中死亡现象。

那么邢台众多的艾滋病祸从何来呢？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则认为“都是输血害了命！”于是他们把矛头直指医院。

目前已经被推上法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蓄发五年，王为军愣是打赢了艾滋官司

３８岁的农民王为军，家住距沙河市康泰医院只有三、四公里远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邑城镇。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０日，为了生育女儿佳佳，王的妻子靳双英住进了康泰医院。８月１日，顺利产下８斤重的佳佳。

之后，医院的院长王顺英不断来找王，要求为她的妻子输血。“她说，‘你输个血，身体恢复会快一点。’她三番五次来动员，有好几次，我的岳父岳母都在场。其实，我妻子当时只有２８岁，身体非常好，但是想到医生总是为咱好呀，再者，不能让两个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输了血。”

８月４日上午，王为军交了血款。中午，医院为靳双英输血４００毫升。之后，便出院了。住院期间总共花了１２００元，血款占三分之一。

第二年春节后，靳双英开始出现口腔溃疡，并不断发烧。刚开始，王带着妻子到附近的小诊所、小医院看，结论是“局部感染”、“有炎症”、“缺乏维生素”等等，吃了不少药，总是不见好。

后来，又跑了乡医院、县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但都没有结果。

到冬天的时候，烧已经退不下去了，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第三年，也就是１９９９年春节后，靳双英住进了邯郸市最好的中心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依然没有结果。一个月后，医院请来北京的专家会诊。一周后，靳双英所住病房的另外两个病人突然被转到其他病房。

不久，医生对王讲，“你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以后防疫部门会来找你。”之后，便让他们出院了。

回家后，眼看着妻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就是没有人来找。于是王便找到医院，医院让找防疫站，王又找到防疫站。

之后，防疫站来了许多人，此时，靳双英已经不能走路了。工作人员给王一张纸条，让王到北京地坛医院去取治疗艾滋病的药。

此时，王才知道妻子得了艾滋病。打电话给北京，对方称，病人不来没办法给你药。王打电话向防疫站求助，几天后，来了三个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当年５月１６日，靳双英死了。

埋葬了妻子后，王为军按防疫部门的要求，带着两个孩子去检测，王与儿子均没事，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又被当头打了一棒”的王为军，左右想不通，于是他像疯了一样到处跑，他要问出个所以然来，“这病是怎么得的？”

当年６月开始，王为军便走上了上访之路。为此他发誓：“不为妻女讨回公道，决不理发”。

披着一头长发的王为军，从县里、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不断上访，“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走了多少遍”。

苦苦的上访有了一些结果：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底，沙河市卫生局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康泰医院确实存在违规采血，但是给当事人输的血没有问题。”。拿到这份报告后，王为军来到卫生部，医政司的官员说，从这个调查看，没有相关佐证能证明医院血液是健康的。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等几家媒体也将王为军的遭遇进行了公开报道。

在王为军的苦苦上访下，卫生部防疫司曾经三次发文至河北，要求认真调查，“但都没有结果”。

２０００年春节后，王为军再次找到卫生部，一位官员告诉王为军，“真正要讨回公道，你要走司法渠道，就是卫生部做错了，你也可以告！”

这句话鼓励了王为军。于是，在媒体记者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帮助下，４月１６日，王为军一纸诉状将康泰医院告上法庭，并一次性提出索赔１５３８. ７７万元。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王为军拿到了民事判决书，判决书部分支持了王的诉讼请求。此后，经过上诉和几次重审后，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王为军终于拿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这份判决维持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３）邢民一初字第８号《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靳双英在被告处住院，接受治疗，其本身并无过错。被告违反有关献血和输血的规定给靳双英输血，事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被告不能证明其所输血为健康血液，又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靳双英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毒，即其不能就其医疗行为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之间无因果关系和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过失提供证据，并且被告违规采血的过错是明显存在的，参照有关司法解释，对于原告合理的治疗费用和相关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康泰医院赔偿王为军共计３６. ２万多元。

当天，王为军来到妻子的坟头，在亡妻坟前埋掉剪下的须发。

这位河北农民用五年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虽然对赔偿的金额仍有看法，但对于因输血感染艾滋的亡妻和８岁女儿，他多少有了一个交待。

然而，执行赔偿如今又难住了王为军：到目前为止，经过法院多次执行，王仅仅拿到了１１万多元的赔偿。

记者近日见到王为军时，他依然在找法院，在索赔的路上苦苦奔走。

正是他如此艰难地打赢了这场官司，王为军成了河北省打赢艾滋官司第一人，也成了《河北日报》评选的“感动河北”２００４年十大人物。

王为军还告诉记者，与他住在同一个镇的村民高成海（化名）的妻子也死于艾滋病，高自己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高已经从康泰医院要来一些钱，至于多少，他不知道。但高成海面对记者却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我得过我的日子，我得生活。”

其实，与王为军有着同样遭遇的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农民张记录，也曾经多次到康泰医院讨说法，他告诉记者，院长对他说，就你一个小张沟的，你愿意往哪告就告吧。

为此，记者专程走访康泰医院以求证这些说法。

在沙河市显德汪镇的马路南侧１００米处，有一个独立的大院。从它的侧门进入，记者看到，院内有一栋白磁砖贴面的三层楼，楼顶架着“康泰医院”四个大字，门庭的两边各有两块铜牌，写着“沙河市显德汪社区服务中心”以及某某学校教学医院、某某定点医院等。记者进入这栋大楼发现，上下三层足足有４０多间房，什么妇产科、内科、五官科门类齐全，还有不少的病房，来自附近村庄的一些村民有的在那里输液，有的躺在病床上。

院长的办公室在三楼，记者虽然没有找到该院院长，但在楼道里却发现了该院的宣传广告。有一栏里关于该院院长的介绍是这样的：“王顺英，中共党员，２０００年以来，先后多次受到沙河市表彰，１９９５年任该院院长，原来是显德汪矿医院妇产科主任。”

在楼道西侧的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一张很大的照片，上面写着“中国医院院长大会嘉宾纪念，北京人民大会堂，２００４年６月。”

另一个宣传栏上写着“２００４年９月，我院集体撰写的《产后出血的诊断与急救》论文，在北京全国急救医学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上交流”。

与康泰医院打了整整五年艾滋官司的农民王为军，对这个医院了解更多，他告诉记者，康泰医院是一家私营医院，是王顺英他们个人投资，于１９９５年办起来的。

他说，之所以好多农民不敢打康泰医院的官司，他自己也苦苦打了五年多才有结果，是因为康泰医院的背景太深了。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南方周末》关于王为军的一则报道称：记者几乎每到一处采访都被告知，那家民办医院很有背景，院长的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弟媳是邢台市市长。

邢台市人民医院输了艾滋官司

王为军打赢艾滋官司的事情，当地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都知道了，许多人也学着王为军开始找律师、上法院了。“我们要讨回公道！”

记者从当地媒体的报道上看到，邢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也是邢台惟一的“三级甲等”医院和国家级“爱婴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也卷进了艾滋官司中，并且成了艾滋官司的输家。

代理艾滋病家人状告该院第一案的律师陈英可，给记者提供了大量案卷与当地媒体的报道。一则２００４年８月发表于《河北法制报》的题为《威县一农民告倒医院，艾滋病亡者家属获赔３. ６万元》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邢台市威县一农妇将邢台市人民医院和邢台市第二医院告上法庭，称她的丈夫（也就是本报道所述王树强）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感染了艾滋病。近日，受理此案的邢台市桥东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邢台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３５９７６元。

报道还说，威县农民王某因患肝炎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治疗，并于１７日进行了输血。输血前王某进行各项检查，其中ＨＩＶ呈阴性。在人民医院经过了３次输血后，王某于７月２２日又转到邢台市第二医院，并于７月２５日做了抽血检查，２８日检测显示其ＨＩＶ呈阳性，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王某于同年１０月１７日死于家中。王妻遂将两家医院起诉至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邢台市人民医院无法说明王某在该医院期间对其输血过程中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故判令邢台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３５９７６元。

该案代理律师陈英可告诉记者，此案判决后，邢台市人民医院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医院特别提出，“应当追加供血单位邢台市中心血站参与诉讼”。原因是，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血站是血液制品生产、供应的法定单位。

目前二审尚未宣判。

无独有偶，就在记者调查邢台艾滋病问题期间，父母均死于艾滋病的邢台县某山村村民梁光明（化名），经过反复取证，也把邢台市人民医院告上了法庭，因为１９９６年这家医院曾经为他母亲输过血，今年１０月１０日，邢台市桥东区法院已经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从梁光明给记者提供的，他母亲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病历档案上，记者看到，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７日，患者做完子宫全切手术之后的该院《手术记录》上是这样写的：“手术顺利，出血不多。术毕，安返病房，回房血压１６／１０ｋｐａ，尿管通畅，尿色清。液体输入顺利。切除之标本送病理检查。”

当天，该院却为患者进行了输血。从当天该院的《输液记录》上，记者看到，“输血４００毫升，血型为Ｏ型，储血号４１３，供血人胡三”。

梁光明告诉记者，他母亲住院治疗前，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也很少生病，“但出院后，老感觉到身体难受，发低烧，浑身痒，有时候把浑身上下都抓破了”。２００３年，在当地一家权威医院，其母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已到晚期。

当年７月５日，梁的母亲在家中病逝。随后，梁的父亲也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经过国内权威医院治疗，无力回天，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死于家中。

一年时间，父母相继去世，对梁光明兄弟两个家庭来说，打击太沉重了。他的妻子对记者说：“医院想杀人就直接杀了我娘，为什么又把我爹也搭进去呢？现在我们家大大小小哪个感冒、发烧了，一家人都吓得心神不定。这是啥日子啊！”

梁光明父母曾住过的房间里，桌椅上积满了灰尘，空气中飘荡着阵阵霉味，值得注意的是，墙上的两本挂历已经定格在其父母去世的日子。“我们没有打扫过，觉得父母死得冤枉，所以保存原状”。

“说实话，我们村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父母得什么病去世的，但没有人跟我们说破，不过跟我们来往的人少了很多，平常关系比较好的人也很少来往”。

梁光明说：“我们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感染上艾滋病，肯定是输血感染的，而献血人胡三，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梁光明兄弟一直没能弄明白，胡三到底是谁？他还有没有把血卖给别人……

自称为“燕赵大地一颗璀璨明珠”的显德汪煤矿，位于沙河市显德汪镇，这个年产１３０万吨煤炭的煤矿，在这个区域建立了一家比康泰医院规模更大的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该院距康泰医院仅数百米之远，与康泰医院并列成为记者调查发现的这个“艾滋病高发区”的两大医院。

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也因艾滋病纠纷被推上法庭，成为艾滋病官司的输家。

代理艾滋病家人状告该院第一案的律师甄一峰，给记者提供了大量案卷与当地媒体的报道。记者按照甄一峰律师提供的地址先后两次上门访问，均未见到当事人，有村民告诉记者，“女人已经死了，男人还有病。”

根据律师提供的综合情况与对村民的访问，记者了解到：

４９岁的农民贾学府（化名）是沙河市册井乡贾沟村人，１９７９年，娶妻王玉颖（化名），开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１９９５年，不幸突然降临到这个殷实美满的家庭。

这年年底，王玉颖因子宫肌瘤在显德汪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为此输了４００毫升的血，前后住院一个来月。

出院以后，王玉颖就感觉身体像永远恢复不好似的，总是浑身没劲儿，发烧不退，过去勤快利落的人，现在什么都懒得动，脸色也不好看。

到医院一看，说是得了黄疸型肝炎，后来虽然黄疸型肝炎好了，但还是感觉乏力，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２００２年，王玉颖到沙河市二十冶医院检查，又查出丙肝抗体呈阳性。

医生说，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的，问她是不是输过血，并暗示贾学府，如果他妻子丙肝久治无效，低烧不退，可能和另一个病人一样得了艾滋病，所说的“另一个病人”，是在显德汪医院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的一个人。

但夫妻俩并没有相信医生的暗示。

贾学府继续给妻子治疗，光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就住院三次，前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债十几万。

结果，王玉颖的病始终没有见好。

王玉颖的弟弟在沙河市当老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他对贾学府说：“我姐过去输过血，你还是带她去防疫站查查血吧，统统查一遍。”

检查的结果，妻子王玉颖ＨＩＶ检测呈阳性。

１０月１３日，河北省艾滋病防治中心确诊，王玉颖患艾滋病，其丈夫已感染艾滋病毒。三个孩子没事。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援助，牵手艾滋病患者》的报道写道：

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将显德汪医院告上法庭。虽然他们当时在这个医院住院时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但是代理律师为他们调查取得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７日、５月２５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中兴路法庭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被告方显德汪医院几乎没有证据来说明其自身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最后，在法庭的支持下，双方同意达成调解协议。

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要求“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叁拾万元整（３０００００元）。案件受理费１０６３０元，其他诉讼费１８５８元由被告承担。”

３０万，毕竟是自己讨回的公道，但面对这用生命换来的巨款，贾学府心中凄苦依然。他对代理律师说：“我们一家对你都感恩戴德，但给我拉一火车钱，我也不愿意成今天的样子。”

贾学府说，在他们那儿，有病大多去显德汪看，因此，输血得病的不止他一家。他向记者数了数，某村谁，某村谁，都得了类似的病，都在显德汪输过血，有的已经死了。

就在他打完这场官司后，邑城的一个人还找到他家，说他的妹妹也曾在一个医院输过血，得了类似的病，问他怎么打官司。

因艾滋病失去妻子的贾学府，痛苦并没有结束，他还在苦苦地支撑着自己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生命。然而近日，显德汪医院的上级单位——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却在一份文件中称他们是被贾学府“讹诈”了。

这个正式的文件是这样写的：“刘显红（另一个艾滋病人，下文将有详细记述——记者注）之所以提起所谓的病因与显德汪医院有关的诉讼要求，不排除把国有企业作为唐僧肉、吃大户的因素。也与２００４年７月艾滋病人贾学府讹诈邢台矿集团总医院有关，当时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息事宁人，迫于压力，接受市桥西区法院主持的调解，以赔偿３８万元而告终。这一事件起到了很坏的负面诱导作用。”

记者看到，去年８月，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是这样说的：２００３年年初，邢台市辖的沙河市被卫生部确定为全国首批５１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在邢台市卫生局的几份汇报文件中，记者得知：河北省１９８９年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出自邢台市，而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邢台市已发现６３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疫情涉及８个县市区，仅２００３年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２０例，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在记者看到的几份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报告中，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一例外都曾因病在医院输过血。而报告中也无一例外注明，医院用来输血的血源不详。

那么，邢台的艾滋病与血液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存在问题？

医疗机构疯狂自采血

“康泰医院的血源便来自私人输血队。”

这是１９９９年武安市（属邯郸地区）卫生防疫站关于王为军妻女感染艾滋病做出的报告中的原话。也是对于目前问题最为集中的康泰医院当年血液管理情况的一个报告。

１９９９年，《南方周末》对于这一问题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武安市卫生防疫站长对记者说：“经调查，两名死者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没有外出史、性乱史。没有其它途径感染艾滋病。医院自采血是传播艾滋病非常大的隐患，早已被明令禁止。”

他忧心忡忡：“我们希望只有这两起艾滋病病例，但也做了最怀的打算：这两例只是冰山一角。老百姓感染后不知咋回事，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算知道了也没钱没势打不起官司。”

在冒出“化名刘保”之前的１０月１８日，王顺英该院院长本人也对调查组说：“血从哪来的，实在记不清了，可能来自邢台市中心血站，也可能来自沙河输血队。”

“输血队”靠卖血为生，是当地对流窜卖血群体的俗称，输血队长即血头。１１月１２日，王顺英向记者提到，她在显德旺煤矿医院当大夫时，由化验室管输血队。同一天，记者在康泰医院附近采访时得知，有人在前一天还见到一个卖血人，目前卖血现象少多了。但仍未绝迹，由大规模公开转为隐蔽。

据了解，以卖血４００ｍｌ为例，血费４６０元，血头从中拿２００元，医院拿１００多元，卖血人只得１００多元。

当地几乎尽人皆知，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输血队常年住在康泰医院附近的太行旅社，他们来自河南、山西、东北等地，经常流窜到处卖血。现不知流转何处，但没有谁听说本地人卖血。据太行旅社老板介绍，输血队最兴盛期达二、三十人，几乎把太行旅社包了，为了“抢生意”，输血队之间还打群架。

对于当时显德汪地区自采血严重的问题，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燕赵都市报》关于艾滋病人贾学府的遭遇中，是这样描写的：

邢台市卫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由于１９９５年前后，各基层自采血现象不断，血液管理曾一度混乱，一些医院为了牟利，直接就和“血头”联系血源，而以卖血为生的输血员的血，临床检查项目不全，质量良莠不齐，给输血患者带来极大的隐患。

贾学府记得，当初为了给妻子做手术，他在医院等了十来天，这十来天，他没事就出来溜达，经常看见一个胖子带几个人到医院来卖血，他自己不卖。贾学府在旁边看过几回，听别人议论，卖血的钱，到卖血的人手里连一半都没有了。

他说，可能就是这些卖血的人，染上了这种病，又传染给了他的妻子，他说，那时候输血程序简单得不行，医生告诉他，“有血了，准备钱吧。”一会儿，他妻子就输上血了，哪用什么专用血袋，用的都是葡萄糖瓶子。

邢台市卫生局的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有偿献血的人中有一个感染艾滋病毒，后果都非常可怕，因为他不只是献一次血，那么就不仅仅只是传染给一个患者。

艾滋病的潜伏期一般是几年到十几年，如果是那时候种下的祸根，近几年正是艾滋病发病高峰期的时候。据他了解，仅沙河市这几年，就查出了艾滋病感染者数十人，占了整个邢台市的绝大部分，而这些感染者多又集中在显德汪附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各县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

１９９８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曾经独自一人对邢台市大部分县的自采血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李黔冀撰写了《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于当年５月２０日发表于《河北日报》，文中称，“遇到手术用血时，医院通常让患者自己去找血，对于不熟悉情况的患者家属，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向‘血头’求助买血，医院只负责化验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李黔冀的报告还说：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输注的医疗用血必须经过血型的正反定型、血比重、转氨酶、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等几大项的严格检查，采血前检查一次，采血后重复一次。由于条件所限，这所民办医院只能在采血前对献血员做一项血液血型的检查，如此不负责任，各级政府的规定在那里成了一纸空文。

经笔者与来自各县市的献血人员交谈了解到，被市供血机构筛选出去的不合格献血人员，大多数奔波在县里的医院参加献血，他们都有不适宜参加献血的种种疾病，其中染有肝炎病毒的居多。有这样一家县医院，它的医疗技术在同级医院中属佼佼者，每年的业务收入数百万元，可是从有关单位的报表上看，该医院每年的用血量只与一个乡卫生院的用血量相当，是同级医院用血量的十分之一、二。难道该医院手术过程不用给伤病员补充血液？还是医院很少用血？通过多方了解，才清楚该医院的令人震惊的做法：遇到手术时医院通常让患者自己去找血，对于不熟悉情况的家属来说，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向等在医院周围的“血头”求助（注：血头是指专门联络别人卖血从中抽好处的人），医院只负责化验一下血型，别的一概不管。至于该买多少血，给卖血人员多少钱，都由患者按着诊治医生的要求，私下与血头商量。更有甚者，个别医院的领导竟然对本单位职工卷入自采自供血液的行列，视而不见，还美其名曰为本医院职工谋福利。

其实，早在１９９３年卫生部便发布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１９９４年河北省政府也发布了１１４号令《河北省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要求遏制当时血液管理混乱、自采血十分严重的问题。并明确规定：除了供血机构外，禁止任何医院私自采血，所有医疗用血必须经过严格检测。

但是，这一禁令下发６年后的１９９９年，邢台市依然存在着自采血问题。

１９９９年６月，中共邢台市纪委公开曝光邢台“十起大要案件”，邢台市中心血站违规采血案便排在第五位。

公开的资料显示，１９９８年８月《献血法》实施以来，邢台市献血办在完不成有计划无偿献血任务的情况下，经市卫生局副局长贾东阳同意，市献血办副主任李荣谱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扬为，市中心血站站长贾扬利安排副站长朱海田、血源科长周海燕通过“联络员”联系农民来市中心血站献血１６６８人，其中不到期献血的２３９人。期间，曾有人向贾扬利反映有不到期采血问题，贾不但未采取制止措施，反而在组织调查前指使他人隐匿证据材料。

经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贾东阳党内警告处分；建议市卫生局给予贾扬利行政记过处分；对李荣谱、朱海田、周海燕在卫生系统通报批评。

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３月，巨鹿县医院在没有办理《采供血许可证》的情况下，自采自供血液７９例，病历中没有化验单、配血单，其中采集不到期血１７人次，超量采血１人。对此，巨鹿县医院院长付殿勋、副院长张成如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医务科副科长马恩谦、血库负责人李勃灵负有直接责任。

市纪委建议巨鹿县纪委、监察局，根据批准权限分别给予付殿勋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张成如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马恩谦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李勃灵行政记大过处分。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柏乡县卫生局局长王京礼擅自草拟了将固城店医院租赁给两个不懂医务工作的农民的协议，并经主管领导批准将固城医院租赁给这两个农民，租赁期间多次发生职工上访。县卫生局新的班子于１９９８年５月解除了该租赁合同，并任命该院医生王瑞方为院长。在两位农民租赁的５个月和王瑞方接任院长后，该院在应急情况下自采自供血液６人次。其血液采集只做交叉配血实验，没对供血者进行体检或化验，无用血记录，事后也未向主管部门报告。

市纪委建议柏乡县纪委分别给予王京礼、王瑞方党内警告处分。

医院缘何如此热衷自采血

对于农民为什么如此积极参与卖血，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咱农民没有来钱的路子，只有靠卖血了”。

巨鹿县小吕寨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献血村”，３８００多人的村子，有数百人专门吃“献血饭”。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０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巨鹿县小吕寨村见到了曾经１５天卖过１３次血的村民刘振考，他告诉记者，“卖一次血４００毫升给１００多元，对于咱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

那么医院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自采血呢？

对此，《燕赵都市报》是这样报道当时情况的：

为什么医院甘愿冒着被查处的风险热衷于使用自采血？“让患者省点钱少跑路”。这是他们挂在口头的理由。实际上，个人既得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据在此多年献血的一献血员称，他们每献４００毫升血，“血头”、采血医生、主治大夫就各得７０元。正是为了钱，一些医务人员及医院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而得到好处的，还不止这些人。记者在巨鹿县医院采访时，曾装作患者家属，以急需用血名义，到门口一小商店投石问路，一姓徐的年轻人当时就给“血头”打了个电话，同时收了记者１０元“联系输血费”。

一袋血对医院来说，到底能有有多少利润？

据邢台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从血站拿血，一袋４００毫升的血液，得交给血站４６０元。医院只能在此基础上加３０元左右的化验费。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献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有的医院给献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３００元左右的收入。

“利益会让人们疯狂！”

自采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乱的程度如何？

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做过这样的讲话：“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建、防疫站建、卫生院建、乡政府建、个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２２个，其中３个没有经过批准，５个存在问题较多。采浆点１４个，只有１个经过批准。１０个采血点都是未经批准的，自采自供血液的医院血库有１３２个，也只有１个经过批准。”

上述血液管理混乱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与邢台的艾滋病究竟有无因果关系？

众所周知，艾滋病的潜伏期长达８—１０年。当初如果埋下了血祸隐患，艾滋病感染者逐渐浮出水面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２００４年７月，邢台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在重点县市艾滋病防治暨项目启动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曾明确指出，该市艾滋病“感染时间比较集中，１９９５年前后被感染的人数居多……，１９９５年前后在局部地区采供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其实，在邢台埋下血祸隐患的，不仅仅是当地非常严重的自采血问题，还有一个不能不翻的旧账，那就是“山西血问题”。

“如果是自己的亲戚住院用血，我们血站的人决不敢用山西血。”邢台市中心血站血库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在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的人，把１９９５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１月期间，由该站擅自从山西南部地区买来的血液称作“山西血”。

好几位血站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亲戚住院非要用血不可，他们一般都是在血库从一道又一道程序一点一点看着拿到手，这样的血液才敢给自己的亲戚用。“马虎不得，别人不知道，咱们自己知道咱们的血液怎么样！”

正如１９９９年６月，邢台市纪委的通报中所说，１９９５年９月开始，邢台市中心血站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决定从山西购血，且在省、市主管部门领导明令停购的情况下，继续购进，从中获利２３２４６００元，并弄虚作假，形成账外资金３１４５３元。

而这一说法，正好与时任这个血站业务副站长的张印东对中央电视台记者提供的情况一致。张在接受采访时，提供了一份书面的有关“山西血”的情况说明。原文如下：

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０日—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０日，从山西省洪洞、运城、永济县等购血，由运城血站副站长，洪洞血站李站长送血来邢台市血站。运送方式，各自点收齐，汽车送到某火车站再上火车到邢台市火车站（白铁箱装血）。夜１０点后邢台市血站去车接到市血站，当晚便换山西商标为邢台商标出售，邢台收购价每袋（４００毫升）２００元，出售价是４６０元。路途遥远，保护措施差，造成溶血现象严重，有一些血只能把血浆分离出来卖给患者，血浆质量也很低劣。总共１６７５０袋。

１９９３年卫生部颁发的《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为了保证临床用血的安全，禁止跨地区采血。保证血液的三统一：统一血源，统一采血，统一供血。河北省当时亦有严格的规定：相邻的两个城市相互调剂血液，必须上报省卫生厅批准，而且条件相当苛刻，必须是出现紧急情况方可调入。

这些非法买来的“山西血”，其质量能有保证吗？

据邢台市中心血站当时参与接血的好几个工作人员介绍说：“血液都是在晚上用铁皮箱子运过来的。先是司机去火车站把铁皮箱子取回来，随后血站相关的科室忙着把运来的一袋袋血液，进行分类登记，换成邢台血站的标签，编上血号，然后入库，完成一整套邢台血站的手续。”

“当时从山西来的血液标签看，献血员的名字都五花八门，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有著名演员刘晓庆、赵本山、巩俐等人，还有歌手董文华、阎维文等人的大名，就连当时已经故去的台湾歌手邓丽君居然也名列其中，当时像王一、王二、王三这样的名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随便编出来的。如果这些血液出现了问题，患者应该找谁？”

“这些本应该有详细内容，并完整保留的献血档案，根本没有保留的价值。当时运血的铁皮箱子就是一层薄薄的白铁皮，没有任何保温减震的措施，无论春夏秋冬，就这样从千里之外颠簸地运到邢台。”

１９９５年２月出版的《血站标准管理规定》中要求：“血液的运输箱应绝热良好并有防震软垫。运输血液的温度须保持在４度- １０度，严防剧烈震荡。

据邢台市中心血站的有关专业人士介绍说：“血液从人身体采出来３０分钟后，如果是在常温的情况下，就不能再用于临床。血液保存必须在４度- ６度恒温下保存，否则红血球就会遭到破坏，会在输血过程中发生溶血反映，轻的输进去的血液不起什么作用，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重的在无形中会致患者死亡。当时从山西进的血液，直观上看就不行，好多血袋上还有土。专业人员拿过一袋血液介绍，正常的血浆是淡黄色的，从山西进来的血液血浆明显是绿色的，让人看着都害怕。当时的领导解释说：‘山西人好吃草，血浆自然就带着绿色，也有可能是山西人吃避孕药多造成的。’”

邢台市直属大医院的一位检验人员，愤愤不平地向记者反映，“血球非常少，给病人输上，作用特别不行，而且输血反应特别多。”

邢台市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介绍当时用血的情况时说：“当时血站的血液特别不好用，输不进去，我们的护士就用手把血液挤进患者的血管。我们知道这样操作不对，但是没有办法。”

由于当时邢台市辖区各县的医疗机构存在非法自采血液的现象，一些医疗机构不从血站进血，因此，有一部分“山西血”没能发出去，超过了保存期。据知情者透露，１９９６年该血站的过期血液多达２８８４袋。邢台血站把这些过期的血液分离成血浆和血球，血浆大部分被卖到了北京用于临床，血球中的一部分卖给了上海一家血液制品研究所生产血液制品，另一部分被血站的一些工作人员拿回家浇花——据说这样可以使花长得更鲜艳，其余的则被扔掉了。

“由于衡水血站刚成立，采血能力不足，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邢台血站向衡水供应过山西血”。

１９９６年年底，邢台血站宣传保卫科工作人员李黔冀找到邢台市卫生局局长张俊英、副局长董治国反映上述情况，陈明利害，要求卫生局出面干预。李黔冀当时表示，如果卫生局不采取措施，作为共产党员，他将逐级向上反映。当天，卫生局党委连夜开会，次日，血站站长晋怀安被撤职。１９９７年年初，邢台市血站停止从山西非法购血。

李黔冀说，当时他只是觉得“山西血”质量有问题，无法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并没有把此事与艾滋病联系起来。然而，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报眼位置刊登了《一艾滋病毒携带者卖血４０次》，副标题《山西确认１３２人血液感染艾滋病毒》的报道，这则消息让李黔冀感到震惊。该消息说，山西已发现１名艾滋病患者和１３４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１３２人被确认是通过血液感染，这些感染者分布在运城、临汾、忻州等地。在这些感染者中，有一个人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先后在运城、临汾等地卖血４０多次。

山西南部地区的采血活动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到底是什么样子？“山西血”究竟有没有传播艾滋病的潜在危险？

据了解，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巨鹿县小吕寨曾有上百名村民到山西南部地区卖血。记者来到小吕寨，找到了刘振考等曾去山西卖血的村民。

村民们说，当时他们在山西都是“单采浆”，即先抽８００毫升血液，分离后，血浆被采集出去，血球输回体内。那些采血点每天从早晨８点一直忙碌到晚上９点多，而卖血的人则来自四面八方：河南、四川、湖北、山东、陕西……哪儿的人都有，而且很多人是“流动献血”，这段时间在这里，过些天可能就到别的采血点去了。刘振考说：“那时候，各采血点都是只在第一次采血时抽血化验，下次再去采血时就只量血压。”他还说：“当时的检查项目主要是肝功能，但是，他们村去山西献血的人回来以后许多人都染上了丙肝或乙肝，可见，那些检测完全是走形式。”

联想到邢台市中心血站从山西购血的地点正是运城和临汾，李黔冀顿感事态严重：山西究竟有多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卖血？邢台市中心血站非法贩买的“山西血”里有没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

为此，记者多次走访邢台市中心血站，采访血站站长贾杨莉，贾杨莉安排血站副站长朱海田接受记者采访，朱海田并不否认血站进过山西血这一事实，但朱海田称：“我们血站在质量管理上从来没有出过疏漏，从血站出去的血液质量是有保证的，更不可能存在有感染艾滋病毒的这一情况，”

李黔冀说：“那一年多时间内，邢台市中心血站从山西贩买的问题血液有一万多份，６７０万毫升，这些血液大部分都用在了邢台，能占到邢台当时总用血量的６０% 以上。与此同时，邢台市在医疗用血过程中，至少有１万多人输入过这样有问题的血液。”

“那么这一万多例有问题的山西血中，许多人输入了这样的血液，根本起不到任何医疗救护的作用，而且这样的血液在身体内循环，给身体增加了负担，有些重病患者在输入这些有问题的血液时，很有可能因此丢了性命，普通的患者是很难意识到因为血液让他们送了命，他们根本想不到，这是一种看不见的隐形屠杀。另外，有没有感染艾滋病毒？到底有多少感染艾滋病毒？如果有，如果他们活着的话，这些矛盾和问题就该反映出来了。”

记者采访中见到的３０多例邢台的艾滋病患者，几乎都有“输血”的经历，那么他们感染艾滋病到底是否由“输血”引起的呢？如果是由“输血”引起，仅仅是由于自采血引起的吗？自采血和山西血是否都存在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呢？

为什么邢台的问题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对此，当地政府部门又是怎么做的呢？

邢台艾滋病及血液问题之所以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黔冀这个“小人物”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和坚持。

而他这些年的生活也经历了颇多曲折——１９９８年曾被安排看血站大门９个月，李黔冀认为这是因为配合当地媒体披露自采血问题所招来的后果；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２日，央视论坛播出由他参与制作的《防艾滋老账不能不翻》的电视节目，次日，李黔冀被单位停止工作。

李黔冀如今被安排在邢台血站行风办公室工作。

“我一直坚信，事情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中共党员的称号！”

有着２０年党龄、４２岁的李黔冀在邢台市中心血站２００４年年底的总结会上这样说。

他是邢台市最积极的艾滋病救助者，也是一个不断向上级机关认真反映情况的举报者，更是一个邢台艾滋病问题的调查者与新闻报道者。

然而，这一路他却走得一波三折：

军人出身，在部队当过卫生员、新闻报道员的李黔冀，１９８６年正式与血液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他从部队复员回来，被分配到创建不久的邢台市中心血站。

他先后在血站的采血科、站长办公室、血库、体验科、办公室、财务科、宣传动员科、保卫科、行风办工作过。其间还曾被邢台市卫生局抽调到卫生局计财科工作。

从事过新闻报导员工作的李黔冀，“爱写点东西，爱琢磨一些问题”，１９８６年——分配到血站的当年，他便深入到邢台市平乡、广宗、巨鹿、南宫四个县市进行调查。这年１２月，撰写了一篇《农村县级医院输血现状的调查报告》，当时便提出了，农村献血员管理较为混乱、输血费用管理不合理、人们对输血和献血存在模糊认识等几个方面的意见。这篇调查报告，被国家《输血通讯》刊用。之后，他被借调到邢台市卫生局工作。

１９９５年，他被安排到血站宣传动员科，从事血站宣传动员工作。经常向《邢台日报》、《牛城晚城》、《河北日报》撰写豆腐块文章，介绍血液常识，宣传参加献血人群中的好人好事。

正是他热衷于新闻报道，对所有的问题喜欢“较真”，给他自己惹来了麻烦。

李黔冀说：“１９９８年６月，对我来讲是个分水岭，在这之前，我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一切都为维护血站的利益。在这之后，我感觉血液不仅是血站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艾滋病，“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山西血的问题很严重，我一开始认为这是违反了国家血液政策！”李黔冀说。

１９９５年９月之后，邢台市中心血站非法贩买山西血，李黔冀作为血站的宣传人员，多次向站长提出意见，发现不起作用，于是他向站长呈交了书面建议。

他说：“后来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觉的山西血不仅是简单的违反了国家的血液政策，因为大家亲眼看到，当时过来的山西血血浆都成绿色了，给病人输血就输不进去，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站长后来说，你别管这些事情，跟你没关系。”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李黔冀看到《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献血四十多次，山西省已确认１３２人被感染》的文章后，他马上联想到自己所在单位邢台市中心血站１９９５年９月以后大量从山西南部非法贩买山西血的情况，感觉此事性质非常严重。

于是，他撰写了一份名叫《我们应该有所准备》的报告，呈交邢台市委。他在报告中说：

邢台市中心血站从山西运城贩买廉价血液的时间正好与报道所说的艾滋病人疯狂献血的时间重合，为此，笔者有两虑：一来，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有关方面正在追查血液流向，邢台市使用山西的血液将近四百万毫升，涉及两万多人的利益，如果此消息被其它有关单位披露，很可能造成邢台市的社会混乱。二来呢，这次违规使用山西的血液数量极大，即使有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由于此病潜伏期１０年左右，而且民众对此方面知识了解甚少，缺乏保护自己的有力手段。如果此疫不幸发作，势必给社会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后果严重得不堪设想。

建议：首先，有针对性运用新闻媒介开展艾滋病常识的宣传，避免由于人们的恐惧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其次，有关单位应该重视一切可疑的病患者，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免疫情扩大。再者，邢台市中心血站私自贩卖山西运城的血液，数额极大，这不是一般的渎职事件，对于血液这种特殊的商品，如此胆大妄为地充当血贩子，有关职能部门，知情不报，熟视无睹，作为对广大病患者的交待，尤其是针对将来的有关部门追查，应该对当事者进行必要的处理。以儆后人。

与此同时，他在河北日报发表《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对邢台市严重存在的血液管理混乱问题进行了报道。此文发表之后，引起河北省卫生厅重视，省卫生厅要求邢台市卫生局核实并报告此事。

但是，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２日，李黔冀被调离血站的宣传岗位，新的工作岗位是“看大门”。

看大门引发“惊叹号”

当了门卫的李黔冀并没有闲着，他依然在“琢磨”着邢台市血液管理的事。工作之余，李黔冀草就了一份名叫《呼唤良知》的足足４４页的材料。将自己因为在《河北日报》上发表批评报道引发打击报复的事情，报告给《河北日报》群工部。并再一次详细陈述邢台市血液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燕赵都市报》派来３位记者，在李黔冀的陪同下，前后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采访。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３日开始，《燕赵都市报》以系列报道的方式，在一版推出了“红色惊叹号”系列报道。分别发表了《自采血，医院公开的秘密》、《医院为何铤而走险》、《血液也该打假》、《跨省贩血触目惊心》等８篇文章，对邢台市血液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列报道。

这些报道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作出批示，要求调查处理，河北省副省长杨迁也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其后，邢台市纪委对该市的血液问题进行调查，邢台市卫生系统一些责任人受到处分，血站站长贾杨莉被停止行使站长职权（２００１年恢复）。１９９９年６月，邢台市纪委将此事作为十大要案之一向社会公布，当地媒体曾予以公开报道。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李黔冀的建议下，邢台市卫生局组织５个调查组，再次对自采血问题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发现，自采血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该市县级医疗机构１９９９年１～１０月份的自采血数量多达３００多万毫升。

李黔冀是调查组成员，并且是调查报告的撰稿人，当时的混乱情况从他所举的一个例子可见一斑：“两个农民承包了一家乡卫生院，每天从石家庄等地找来一些人疯狂采血，除了血型外不做任何检测，然后贴上邢台血站的标签卖给周围的医院。”

结缘王为军，面对《记者问》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李黔冀结识了曾多次到邢台市苦苦告状、后来终于打赢艾滋官司的王为军。从此，李黔冀便走上了帮助邢台艾滋病人的不归之路。他惊讶地发现，邢台居然有艾滋病，他长期对邢台血液的担心，在这一刻得到印证。

“魔鬼来了！”李黔冀感慨地说，“真不希望这是真的，压根都不希望这是真的！”

随后，李黔冀前往王为军的家，对王为军妻女感染艾滋病的前后进行了调查。同时，也对显德汪地区周边几个乡的艾滋病人进行了解。

随即，新闻报道员出身的李黔冀，立即向《河北日报》及相关媒体通报了这一情况。很快，《南方周末》记者来到邢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一篇题为《让我远离艾滋病》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发表。

邢台的艾滋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同样，也引起了邢台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１２天之后，也就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邢台市委机关报》、《邢台日报》、《牛城晚报》同时刊出《市献血办负责人就我市的采供血情况答记者问》，全文如下：

１２月初，有媒体报道了我市的血液问题，其他一些媒体也进行了转载。这一问题引起了我市许多群众的关注，就此问题，本报记者对市献血办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采访。

问：几家媒体对我市血液问题报道后，大家对输血安全非常担心。请问，邢台市血站供出的血液质量有保证吗？

答：大家担心输血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诸位，迄今为止，邢台市血站建站以来供出的血液，没有报告输血传染疾病问题发生。血站由于质量工作做得好，１９９７、１９９８连续两年获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全国免疫学检验血站系统室间质评比优秀奖。但是，我们知道，质量问题是血液管理工作和血站工作永恒的主题。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要求有关人员要严格管理、严格操作，以确保永远向受血者提供合格的血液。

问：前几年，血站曾从外省进过血。请问，外省血质量如何？

答：按照规定，外省血可以用，但需经省卫生厅批准。前几年血站未经卫生厅批准就进外省血，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早就得到纠正处理。但外省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质量问题。只要按卫生部要求进行严格检验，质量是可以保证的。事实上，前几年血站供出的外省血，也没有报告输血传染疾病问题。

问：有媒体报道说，邢台市卫生局最近对全市１９个区县所属医院进行检查，发现相当部分有自采血现象。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月邢台中心血站总采血量是１１２６３个（１个相当于２００毫升），而实际医院总用量是１９９７６个，缺口达８７１３个，这个缺口全部为非法自采血或跨地区用血。对此，你有何评论？

答：这个问题，我回答如下两点：

第一、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月，邢台市血站总采血量是３１５５８个，而不是１１２６３个，医院实际用血量也不是１９９７６个，因为１９９９年１—１０月，邢台市血站供出的血液就达３２４５４个。（供出之所以大于采集８９６个，是因为有１月以前的库存和经省厅批准从外市几次调剂的血液）。媒体的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可见，所谓缺口为８７１３个的说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第二、为了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邢台市献血办最近确曾对医疗单位的用血情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检查。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只是像媒体说的检查了县区属医院，而且还检查了部分乡镇卫生院，以及邢台市全部市属和驻市医院。我们狠抓用血管理，坚决落实“三统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今年以来除发现一家医院有１例自采血嫌疑外，没有发现其他医院有自采血问题。完全不是媒体所说的“发现相当部分有自采血现象”。

问：看来，自采血还没有完全杜绝，这个问题能绝对禁止吗？

答：我们的目标是绝对禁止。为此，就要狠狠抓，经常抓，就要警钟常敲。但能不能绝对禁止不仅取决于领导机关和领导者，还取决于用血单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发现一起，依法查处一起。我们认为，不能把一例说成“相当部分”，以对工作做出错误的评价；也不能因为仅有１例而沾沾自喜，放松了对血液的管理。

“内参”事件

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４日开始，李黔冀与《河北日报》记者联合，先后在《河北日报·内部参考》上发表“邢台发现２名艾滋病逝世者及８名病毒携带者”、“艾滋病逝世者家属把康泰医院告上法庭”、“在沙河市康泰医院输过血的多名妇女出现类似艾滋病症状”的情况报告。

此事引起河北省有关领导高度重视，有关领导批示。要予以查实，并要求实施控制措施。

此事也引起邢台市卫生局的高度重视，经过他们认真查实，当年４月３日，邢台市卫生局专门起草了“关于对《河北日报·内部参考》中《邢台发现２名艾滋病逝者及８名病毒携带者》一文涉及问题的简要说明和血液管理工作的报告”。

　这份报告说：

　　１、文章标题《邢台市发现２名艾滋病逝者及８名病毒携带者》，令人莫名其妙。

　　多少年以前，邢台确有死于艾滋病的，但那是在国外感染的，几年前，巨鹿县也发现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但他的感染与邢台的血液管理毫无关系。至于所谓８名病毒携带者，我们全然不知所云。

　　２、在康泰医院分娩的两名产妇（邯郸人）确是死于艾滋病，但调查结果，根本不能证实其艾滋病系在此院输血感染所致。因而，这件事与血液管理问题根本不能证明有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市政府曾给有关部门做过专门报告，此报告也抄报了市委、政府许多领导和省卫生厅。

　　３、市中心血站从未在献血人群中查出有艾滋病毒携带者。文章说血站曾查出了六例艾滋病毒携带者，是根本没有的事。当然，血站也曾发现过几例可疑者，但经权威部门检测，均排除了怀疑。因为从未查出过艾滋病毒携带者，所以，文章中所谓对艾滋病携带者“未采取任何医护或者隔离措施”的指责，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另外，就是真查出了艾滋病，也是对工作负责的表现，应予表扬的，绝对不应当受到指责，说什么“血源管理混乱”等等。

　　４、血站从山西进血问题，早在三年多以前就被市卫生局发现，并予批评制止。从那以后，根本没有违规进过一袋外地血。文章把早就解决的问题重新搬出来，以证明现在血源管理仍是混乱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５、血站从未采过来历不明的外地人的血。文章的这一指责全然没有事实根据。

　　６、血站曾一度出现的不到期采血问题，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彻底纠正。自那以后，未发生一例不到期采血问题，更没有发生一例频繁采血问题。文章把早已纠正的问题，说成目前仍在继续，借以证明其“血源管理混乱”的立论，显然是不严肃的，不实事求是的。

　　７、邢台血站从未卖过血浆

《献血法》实施后，公民无偿献血的血浆是不允许卖的，血站从没有卖过。《献血法》实施前，有偿采集的血液，分离出的血浆允许血站卖，但血站也从没卖过。

８、巨鹿县医院自采自供血液问题，市纪委早在去年就已调查处理。文章作者把这一个早就处理、不复存在的问题，拿出来，作为今天仍然存在的问题加以渲染，显然是不严肃的。“

之后，李黔冀前往北京，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了邢台市血液管理混乱的问题。在领导与朋友们的劝说下，李黔冀２００２年到河北大学去读书。

翻艾滋老账“弄翻”了自己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２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播出了《防艾滋不能不翻老账》，李黔冀讲述了邢台山西血的问题。

本来李黔冀想把这个问题摆出来，引起社会的重视。邢台市这些年大量的发现艾滋感染者，都有输血的经历。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李介绍说，第二天，他与平时一样，照常去上班。刚刚从血站站长的办公室回来的他的部门领导，进门后便对他讲，没你事了，你歇着吧。

从那之后，李黔冀说，我的奖金便被停发了。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由李黔冀参与写作的《一个三甲医院的艾滋官司》，更深入地对邢台市面临的艾滋状况进行了报道。

９月２７日，有人通知他到血站会议室，血站副站长徐北军宣布，对他进行待岗处理，理由是不能胜任工作。

李黔冀告诉记者，当时，我要上厕所都要给领导请假，血站开始扣发我的工资，只能领到原工资的一半。

血站状告医药报

几年来，李黔冀主动帮助他所知道的以及找到他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一方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帮助他们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作为一名新闻通讯员，他也经常对这种新闻事件进行采访和报道，他还经常主动联系北京及全国相关媒体的记者，共同关注邢台艾滋病问题。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初，《中国医药报》记者张建国来到邢台，李黔冀积极配合，完成了新闻采访。

当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国医药报》刊登了张建国撰写的报道《邢台，盖子还能捂多久》，对邢台市血液管理混乱给艾滋病流行埋下巨大隐患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报道，引起卫生部领导高强以及河北省副省长孙士彬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５年初，河北省卫生厅以冀卫医函字〔２００５〕２号文件形式，向邢台市卫生局下发了《对《中国医药报》“邢台，盖子还能捂多久”一文反映情况的处理意见》，该意见称要邢台市“进一步加强艾滋病的监测。要按照国家安排，积极组织开展好以往有供血〔浆〕人员的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工作；要切实做好艾滋病日常监测工作，特别要关注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年间有过输血史人员，进一步做好艾滋病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要认真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组织开展好检测、治疗和阻断等工作，及时发现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规范开展治疗，有效阻断传播。”

同时，这个函要求“尽快妥善解决李黔冀同志的工作问题”

但是，２００５年春节后，《中国医药报》却接到了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传票，邢台市中心血站以“名誉侵权”为由，将这家报社告上了法庭。

最后这个血站与《中国医药报》调解了事。

“面对如此严重的艾滋病问题，邢台市为什么要捂盖子呢？”《中国医药报》记者张建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不断重复这句话。

为此，记者走访邢台市政府卫生职能部门——邢台市卫生局，两次均被告知“主管领导不在，其他人不接受采访。”

记者却在邢台市政府网站上找到了邢台市卫生局的介绍，就在当地媒体１９９９年报道邢台自采血问题严重，还潜伏着违规贩买山西血的种种疫情风险的同时，邢台市卫生局却获得了河北省卫生厅颁发的“１９９８年度卫生防疫工作目标考核达标单位”的称号。在王为军的妻女等数人在沙河市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并且已经被很多媒体报道的情况下，邢台市卫生局却又获得了“２０００年度全省卫生防疫工作先进集体”的称号。

邢台出现了这么多的艾滋病人，许多的艾滋病人在没有相关救护措施的情况下，无声无息的死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感染艾滋病？病因到底是什么？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导致艾滋病大量蔓延的原因呢？政府职能部门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在隐瞒真相呢？不断对外报道这一问题的李黔冀怎么总是被认为“在和卫生局长作对”呢？这一切，记者都没有找到答案。

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邢台艾滋病目前存在的许多隐患，却同样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隐患之一：“邢台的人们还蒙在鼓里！”

记者连续三次深入邢台调查采访，其间，除了接触大量的艾滋病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其家属以外，还接触了机关、学校、商场等许多的邢台人，当记者问及邢台艾滋病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一脸茫然。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难以置信：邢台，他们的身边，怎么会有艾滋病呢？

记者采访过一位邢台某医院的副院长，这位副院长痛心地告诉记者：“邢台有艾滋病的事实再也不能捂下去了，不说其它人群，单就目前的邢台各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防护意识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感染者。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隐患之二：艾滋患者救助状况令人担忧

记者所看到的艾滋病家庭，几乎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许多家庭由于不明不白地治病，花去了不少冤枉钱，致使债台高筑。由于家庭收入微薄，本来患病的身体，营养严重不良，贫困又在加剧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速度。一方面是物质上的贫困在折磨着他们身体；另一方面，精神上的贫困在推残着他们的心灵。

由于身患艾滋病，许多人失去了朋友、亲戚，更多人成了孤家寡人，记者看到，不少艾滋病患者及家属精神几近崩溃。

“你是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的人！”好多艾滋病人及他们的家属对记者说。

隐患之三：对艾滋病及其患者的防疫措施不到位

好多艾滋病人在被确诊之后，便回家等死。从此，再没有任何卫生防疫及医疗机构向他们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救助和治疗。

隐患之四：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报复社会”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在１９９９年就已经确认感染艾滋病的高某，至今，已经换了四任妻子。

无独有偶，在沙河市柴关乡某村，一位感染者的母亲告诉记者，感染者的妻子死后，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他又娶了一个妻子。老太太悄悄地告诉记者：“全家人都知道，就他的妻子不知道，都瞒着她呢。”

记者在北京的采访过程中，遇到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个只有２３岁的女孩子，高高的个子，白白静静的，非常漂亮。她告诉记者，她曾想报复社会，想让更多的人像她一样受尽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折磨和摧残。她说：“我是无辜的，一次外伤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曾经两次自杀，都被家人救活。”现如今她自己漂流到北京，“希望死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