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邢台市愛滋病真相調查」

記者 王克勤

河南省上蔡縣是中國最為著名的愛滋病高發區，那裡的愛滋病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賣血。但在河北省邢台市，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看到，這裡眾多的愛滋病人卻有著別樣的共同特點：到醫院看病——醫院動員輸血——被發現感染愛滋病。

衛生部公佈：目前中國愛滋病的傳播途徑主要以血液傳播為主，佔７２. ６% ；河北省衛生廳公佈：河北省愛滋病八成感染者禍於血。

邢台市「醫院輸血」與患者感染愛滋病毒究竟是什麼關係？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愛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狀況如何？有關方面對此有何解釋？邢台「愛滋問題」將帶來哪些社會隱患？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記者先後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所轄的橋西區、橋東區、鉅鹿縣、沙河市、威縣、柏鄉縣、邢台縣、寧晉縣、廣宗縣、平鄉縣、任縣以及與沙河市相鄰的武安市（屬邯鄲地區）等地調查。

記者進村入戶，先後訪問到了１０名愛滋兒童，親眼見到持有河北省愛滋病監測中心《ＨＩＶ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兒童８名。

「生不如死！」這不僅僅是愛滋兒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張記錄之感嘆，更是記者訪問過的許多愛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嘆。

採訪中，幾乎所有的愛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認為，是醫院「害」了他們，是醫院為他們輸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慘局。

「邢台的愛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輸血造成的」愛滋病患者及家屬對記者說。

無論邢台官方有無解釋，眾多的愛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屬都把矛頭直指醫院。目前已經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當地醫院有：康泰醫院、顯德汪煤礦職工醫院、邢台市人民醫院、邢台市第二醫院。

有資料顯示，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各縣大小醫院私自採血的現象十分普遍。

１９９８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李黔冀，曾經獨自一人對邢台市大部分縣的自採血情況進行了調查，並撰寫了《自採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於當年５月２０日發表於《河北日報》。文中稱，遇到手術用血時，醫院通常讓患者自己去找血，對於不熟悉情況的患者家屬，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導下，向「血頭」求助買血，醫院只負責化驗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公開資料顯示，１９９８年８月《獻血法》實施以來，邢台市獻血辦在完不成有計劃無償獻血任務的情況下，經市衛生局副局長賈東陽同意，市獻血辦有關負責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透過「聯絡員」聯繫農民來市中心血站獻血１６６８人，其中不到期獻血的２３９人。

為什麼醫院甘願冒著被查處的風險熱衷於使用自採血？

「讓患者省點錢少跑路」，這是他們掛在口頭的理由。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調查得知，從血站拿血，一袋４００毫升的血液，得交給血站４６０元，醫院只能在此基礎上加３０元左右的化驗費。如果是自採血，醫院只支付給獻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餘的費用由醫院分割。有的醫院給獻血者支付的比這個更少。因此，每袋血醫院會有３００元左右的收入。

自採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亂的程度如何？

當時的河北省副省長楊遷曾經於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做過這樣的講話：「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甚至一些個人，把採供血機構作為盈利創收的第三產業，出現了『建血站、採漿站熱』，醫院建、防疫站建、衛生院建、鄉政府建、個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２２個，其中３個沒有經過批准，５個存在問題較多。採漿點１４個，只有１個經過批准。１０個採血點都是未經批准的，自採自供血液的醫院血庫有１３２個，也只有１個經過批准。」

種種事實表明，１９９５年前後在局部地區採供血造成愛滋病傳播已是不爭的事實，一旦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將發展成為「燎原」之勢。

在調查中，記者感覺到，邢台市愛滋病問題存在著許多社會隱患。比如許多接受采訪的公眾對於身邊的愛滋病情一無所知；許多愛滋患者及其家屬在承受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經濟壓力的同時，卻幾乎得不到到任何救助；有關方面對愛滋病的防疫措施很不到位；個別愛滋患者開始有「報復社會」的心理傾向……

「好閨女，你過來，以後，娘無法給你梳頭了！你爹給你梳不好，娘給你把頭髮剪了吧！ 」

８歲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經與其他女孩一樣，有著一頭美麗的長髮。兩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媽媽在自己生命最後的日子裡，「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頭烏黑的長髮。從此，甜甜一直留著短髮——如果不是她穿著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個男孩。

與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甜甜的媽媽希望自己的女兒漂亮，可她為什麼要親手剪掉女兒漂亮的秀髮？

這是一個生命接近極限的時刻，一個彌留之際的母親，對於自己留在人世間惟一親骨肉最無奈的關愛！

甜甜的長髮被剪掉不久之後，媽媽永遠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極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媽媽是在３４歲生日那天死去的，死於愛滋病併發症。如今，正在村小學三年級讀書的甜甜，也被確診感染了愛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冊井鄉張溝村，這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小山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記者第三次來到甜甜的家裡，看望這個靦腆而可愛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張記錄。

碎磚塊壘起的院牆、七八塊木板釘成的柴門，與兩邊鄰居家整齊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間有兩間紅磚平房，其中的一間裡放著一個雙人大床，佔了屋子面積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媽媽就是在這張床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這張床上。

甜甜的爸爸張記錄從箱子裡拿出一張白紙條，上面用紅筆寫著「愛妻，生於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卒於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上午８時，享年３４歲，冤死！ 」（時間為農曆——記者註）

甜甜的媽媽，一個農村婦女，是怎樣感染上愛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個年僅８歲的小女孩甜甜又怎麼可能成為愛滋病毒攜帶者呢？

甜甜媽媽的死亡之路

與她周圍大多數小朋友一樣，甜甜原本有著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２００５年９月初，張記錄曾經給記者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中是這樣說的：

我和我亡妻在１９９５年結婚。婚後和其他人一樣，男耕女織，雖不富裕，倒也相安。１９９７年，我女兒出生，這無疑給我們家增添了歡樂和動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務農活，憧憬著未來的好日子。這期間我妻子雖說反覆有感冒、發燒、流鼻涕、體乏等症狀出現，女兒也經常反覆腮腺腫大、發燒，但這些都未能讓我們預感到災難的降臨，只以為是常見病而已。

直到２００３年秋忙時節，我妻子口中生瘡，體困力乏，不思飲食，久治不癒。約在公曆９月１５日半夜，我夢中被妻子叫醒，她說，確已感冒身體不對，是不是到醫院檢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醫院檢查，化驗結果：可疑。後經介紹趕至邢台市疾控中心，初診為愛滋病，此後省疾控中心確診了。

當邢台市疾控中心的化驗結果告訴我們時，我和妻子都傻了，什麼話都不會說了，相對沉默，我們都明白，將會發生什麼。我的思緒雖然千頭萬緒，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鎮定去安慰妻子，告訴她醫生說了，化驗結果不一定準確，並攜妻乘車趕回家中。

根據疾控中心醫生的建議，第二天我攜帶女兒前往化驗，結果禍不單行，女兒是愛滋病毒攜帶者。

（張記錄給記者出示了她們母女倆的兩份《ＨＩＶ抗體檢測確認報告》。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河北省愛滋病監測中心正式做出了這樣的確診報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問我：孩子怎麼樣。我不敢告訴她實情，只說孩子沒事。從妻子那鬱悶的眼神裡我看到她有了一絲安慰，而我的感情卻再也無法克制。不敢面對妻子，自己躲到廁所裡失聲痛哭。

「從確診到離開人世，也就４０天。 」

張記錄告訴記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間，她曾一度拒絕吃藥，因為她清楚地知道，她沒有生還的可能了——此病是絕症。我也知道她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不想為本不寬裕的家庭再添負擔。但是為了不應失去的生命和沒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勸說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療，也託人在北京地壇醫院詢問療法，但是結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

在從邢台檢查回來後的２０多天內，「我妻子還能在我的攙扶下上廁所，在院子裡坐一會。只是耳朵的聽力急劇下降，口腔症狀日漸加重。 」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對我和前來探望他的內弟說，自己感覺身上一點體力都沒有了。 」

張記錄在信中是這樣寫的：

那天晚上，我牽著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說：「你與我說會話吧。 」她望了我一眼，有氣無力地說，我對不起你，沒給你生個兒子。有機會再成個家，生個或抱個男孩，為了以後有人照應你，好好照顧甜甜。

面對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聲痛哭，告訴她不要顧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後有什麼不測，你把我也叫走（因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實情告訴她，增加她的思想負擔），而孩子的未來又是未知數，我雖然僥倖避過此難，而這個世界上已沒什麼事值得我留戀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無絕期的恨。

沒想到這段話竟是我與妻子的生死話別，在剩下的日子裡，她已經臥床不起，而且已聽不到常人講話了，喉嚨也發不清音了，縱然有時看到她嘴裡在吶吶地說，但是什麼話我已聽不清了。大約農曆十月七、八、九這三天裡，也就是她離開的最後三天裡，我妻進食已相當困難，我熬製的草藥送到她嘴邊，她卻難以喝下。買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湯匙從嘴邊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難，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讓她咳出，然而失敗了。

農曆十月初十這個令我終生難忘的黑色日子，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清晨，我正為女兒做飯，忽然聽到妻子微弱的呼叫聲，我的心一下繃緊了，急忙趕到她身邊，發現她已奄奄一息：從喉嚨裡斷斷續續傳出似是「甜甜」聲，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邊，告訴她，孩子在這，你放心，我不會讓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對慢慢闔上眼睛的妻子，我哭著叫著，你回來，你回來，你不要走，你不該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善良的妻子和母親，一個有著許多未了心願的人，卻帶著對丈夫和孩子的眷戀，帶著滿腔的怨恨，離開了人世，終年僅三十四歲。

我淒涼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淚水無休止地流。抬頭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蒼蒼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該呀不該，我兒生來無辜，心底無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卻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種天條地規，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難道去醫院生孩子錯了嗎？那可是救死扶傷的地方啊！

甜甜的媽媽被愛滋病奪走了年輕的生命。那麼，甜甜的媽媽是如何感染上愛滋病的呢？

「媽媽是冤死的！ 」

「是醫院殺了我的妻子與孩子！ 」

軍人出身的張記錄，從櫃子裡取出一把匕首，這是他當年參加對越戰爭時從前線帶回來的紀念品。「如果不是答應了妻子臨終的託付，不是考慮我死後孩子沒人管，我早跟他們拼了！ 」

記者先後三次見到張記錄，這個漢子每次都淚眼汪汪，激動時拳頭捏得嘎嘎作響，感覺他快要爆炸了。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太冤枉了！ 」

「愛滋病傳播主要有三個途徑，性、血液、母嬰，已經確診我沒有這個病，從小生長在這山溝的妻子沒有可能接觸到有這個病的人，妻子的作風與為人在村裡是人人稱道的。 」

「那麼，唯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這一輩子就輸過一次血，生孩子時輸的！是醫院把愛滋病毒輸給了她，吃娘奶長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

對此，張記錄提供給記者的材料上是這樣寫的：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８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進沙河市康泰醫院２樓１６號病房，第一次交付藥費１０００元，其間醫院進行了常規化驗，而後開始輸液。

血常規化驗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應出現貧血，需要補充血液，於是醫院在農曆１８日為我妻輸血８００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時間太久，名字記不清）。我們交付現金９２０元。

９月２６日，農曆８月２５日傍晚，我妻子出現分娩症狀，因難產，需做剖腹產。我在手術書上簽字後，於晚９點左右進手術室（手術醫生有王順英，主治醫師小馬——名字不詳，護士長韓仙梅，供氧師——姓名不詳，麻醉師——醫院臨時聘請，姓名不詳）。

２３時３０分左右，護士長韓仙梅抱著我女兒找到我，告訴我女兒於２３時１５分出生，並一同到一樓接生室稱重。

次日凌晨１點左右，我妻子從手術室推出，待常用藥輸完後，即輸上血液４００毫升，交付現金４６０元（供血者為徐，名字記不清）。

七天恢復觀察期後，即農曆９月３日（公曆１０月４日）出院，並補交醫藥費１０００元。其間我女兒曾一度高燒，後經治療，方轉正常。

在生下女兒後，我妻子經常身體欠佳，易發燒，隨時間推移，逐漸飲食減少，身體虛弱，四肢無力、失眠。女兒身體也一直反覆感冒發燒，腮腺腫大，經多方治療，效果不佳。

２００３年９月，張記錄的妻子與孩子被判了「死刑」！

為此，張記錄寫了四條理由陳述自己的意見：

那麼病源從哪裡來？本人認為，只有在康泰醫院住院期間輸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間，醫院曾為家妻輸血１２００毫升（分兩次，前８００毫升，後４００毫升），且供血來源為私人輸血（王順英曾說過，咱有自己的輸血隊，都領有健康證的）。第二，我妻子身體自生下女兒後，一直欠佳，近期尤為嚴重，且症狀和發病規律、年限符合ＨＩＶ。第三，醫院在輸血來源上屬違法採血和輸血，有此隱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兒身染此病，完全是由當時其母輸血或哺乳所致，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綜合上述理由，本人認為，造成如此嚴重的人為傷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醫院在採血、輸血過程中不經檢驗、違規採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兒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無情地剝奪了她們的生存權，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變得支離破碎，而我本人也面臨著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與死的恐怖之中。

張記錄曾經多次到這個醫院討說法。他告訴記者：「他們要我出示輸血單，我說這些都在你們這裡。後來我明白了，我們出院時連病歷都沒有。於是我一直向他們要病歷，但到現在也沒有要上。我們農民打官司怎麼能打過他們呀！ 」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記者曾經兩次專程前往位於沙河市顯德旺鎮的康泰醫院求證，均被告知「領導不在」。後來記者曾經打電話給這個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們醫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規，不存在任何問題。 」

父女活著之痛

「千般苦難集於一家，千古奇冤降於一身，天地不公枉為天地！ 」這是張記錄寫在自己家唯一的一張全家合影照片背後的文字。

愛滋病不僅奪走了張記錄妻子的生命，剝奪了小甜甜的生存權，而且也隨時威脅著他的生命健康。

與此同時，「愛滋病綜合症」如同生化衝擊波一樣，在甜甜與她爸爸的周圍全面爆發了：

「人們像躲瘟神一樣的躲著我們。 」張記錄說。

自從甜甜及媽媽的病情確診以後，「我們再怎麼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裡傳開，人們看我們的眼神都怪怪的！ 」

埋葬了妻子後，這個曾經在老山前線榮立過集體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選礦廠的工作。「我再解釋都沒有用，他們也在懷疑我，誰也不願意與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掙的８００元錢，本來是家裡最核心的收入來源，現在一分錢的來頭都沒有了。連孩子上學的學雜費都是賣了糧食才交上的。 」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現在連去邢台幾塊錢的車費都拿不出來！ 」

「想過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誰來管？ 」

如今的張記錄是既當爹來又當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讓她餓著呀！咱沒什麼好吃的，但要讓孩子吃飽飯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帶這個孩子。自從甜甜娘去世後，連她姥爺、舅舅一家都很少來往了，甭說別人！ 」

張記錄每天除了操持家裡那３畝薄田，便只能一門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說，「也不好到別人家裡去串門，不好讓人家難堪啊！ 」自從妻子離開人世之後，他從來不在別人家裡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談了。

「雖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與任何人接觸，都感覺低人一等。 」

「人人都懷疑我。 」

「別人家都是高高興興的過日子，自己卻搞得家破人亡的！ 」

「自己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生活卻沒有著落了。 」

「真是生不如亡啊！ 」

「想到這些真不想活了！ 」

他給記者的來信中說：

尤其嚴重的是，妻子離開之後，我和孩子成了村裡的新聞廣角、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女兒在學校常常受到其他學生的奚落。每當孩子回家告訴我說，「爸，他們都說俺有愛滋病」的時候，我的心猶如刀割，與女兒抱頭痛哭，然後違心地告訴她，甜，別聽他們胡說，不要理他們，好好學習。

孩子是單純的，我哄一陣子以後，她不再說什麼，但我心裡清楚，這都是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議論我的反射而已，雖說他們表面上見到我不說什麼，有的還安慰幾句，然而從他們異樣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他們對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鄉親，我理解你們的心情，可誰能理解我呢？

面對流言蜚語，我只能採取無奈的沉默，因為任何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沒人會相信你。只有隨他去說，做一個不是賊，卻像賊一樣過日子的人。什麼人格、尊嚴，丟掉吧，為了女兒，夾著尾巴做人，實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關上門，對著亡妻的照片哭訴一番，然後告誡自己要忍耐，擦乾淚，不要說為什麼。因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有時我真的想抽刀與康泰了斷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兒唯一的親人，唯一不嫌棄他的只有她的父親，她不能再失去我。

「沒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

張記錄說：「最近電視上在演《大長今》，孩子愛看電視，看著看著就哭起來了，嘴裡喊著『媽媽，媽媽，我要媽媽！』我的心啊，說有多疼就有多疼！這樣的情況下，我只能抱著孩子一起哭。 」

在講述這些時，記者看到他的淚水已經浸透了整個衣袖。

張記錄說，他曾經不只一次地對孩子說：「甜，要記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報不了這個仇，你一定要報！ 」

張記錄說：「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後的那段日子裡，她還時時為別人著想，每次醫生來輸完液，她都不讓醫生把輸液器帶走，要當著她的面銷毀，看著她這麼做，讓我心碎！ 」

張記錄曾經在甜甜媽媽的墳頭發下重誓：「我現在活著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按你的囑託，帶好我們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來，為你們母女討回公道！ 」

張記錄說，我相信國家的法律會給我們一個公道，只是我現在沒有任何能力打這個官司，「他們有權有勢！我一個貧困的莊稼漢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

他一方面在為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為孩子擔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後能不能結婚？「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盡父親的責任。 」

記者看到，他家一進門的正面牆上貼著一張大大的獎狀，上面寫著「張某某同學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試中榮獲二年級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長大後上大學，做科學家。

張記錄說：「雖然我不知道女兒的未來，也不知道她還能活多久，但我必須為女兒而活著！即便現在生不如死，也得堅定地活著！ 」

在河北邢台，愛滋兒童並非甜甜一人。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記者先後三次深入邢台市所轄的橋西區、橋東區、鉅鹿縣、沙河市、威縣、柏鄉縣、邢台縣、寧晉縣、廣宗縣、平鄉縣、任縣以及與沙河市相鄰的武安市（屬邯鄲地區）等地調查。

記者進村入戶，先後訪問到了１０名愛滋兒童，親眼見到持有河北省愛滋病監測中心《ＨＩＶ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兒童８名。他們與甜甜一樣都是愛滋病毒攜帶者。

雪雪（化名），女，８歲，一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記者在沙河市柴關鄉的一個小山村裡見到了雪雪。見到她的時候，她正在自家的屋子裡寫作業。雪雪看上去與所有的孩子沒有兩樣，小姑娘的頭上別了一個蝴蝶狀髮夾。相對來說，雪雪要比甜甜幸運得多：她有兩個姐姐以及偏愛她的奶奶。然而，她的媽媽依然無法與愛滋病抗爭，已經於２００２年農曆６月１８日死亡。

雪雪１７歲的大姐與家裡人一起告訴記者：雪雪的媽媽原本身體好好的，１９９７年農曆５月１９日，她在自己家的炕上生雪雪，造成大出血，於是家人匆忙將她送到離她們最近的沙河市康泰醫院搶救、輸血。「不知道輸了幾袋血，從醫院回來以後，好好的人，就經常發燒、貧血、還愛跑茅房。一開始以為是感冒，後來越治越治不好，曾經還以為是肺炎，後來人家醫院確診了，才知道是這個病，醫院也不要這樣的病人，回到家裡，沒多久便死了。 」

一家人都去化驗，大家都好好的，「就我小妹感染上了，她是娘輸了血以後，吃娘的奶長大的。 」

雪雪的父親目前在附近的一家煤礦下窯挖煤，「一個月能賺個七、八百的。 」他們說，「咽不下這口氣，但又不敢打官司，一打官司，全傳出去了，我們一家人以後怎麼活啊！ 」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記者再次去看望雪雪時，她為記者背誦了她最喜歡的課文《小烏鴉和媽媽》，當她背誦到「森林裡有個烏鴉媽媽……小烏鴉依偎在媽媽的懷中，他們溫暖極了」時，她的淚水從眼框裡刷刷的流下來，流進她的嘴裡，滾向她的下頜，滴在她的衣服上，濕了好大一片。

山山（化名），男，９歲，三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父親也是愛滋病毒攜帶者。

沙河市柴關鄉的一個村莊，山山與奶奶、爸爸以及姐姐一起住在這裡。記者見到他的時候，山山與一夥小朋友們從院落外邊的馬路上玩耍歸來，臉上還流著汗水。

山山的爸爸告訴記者：「他媽生他的時候，是１９９６年農曆１０月，我們住在沙河市的康泰醫院裡，孩子還沒有生，醫院不斷給我做工作，非叫輸血。我當時反對，我說，需要輸了就輸，不需要了就別輸。但是醫生三番五次找我談，要求輸血。沒辦法，聽人家醫生的。輸完血兩個星期後生的山山。 」

「從那裡回來，再也沒有上過醫院。 ２００４年初，他媽經常噁心、嘔吐，於是正月初八到邢台市人民醫院檢查出了這個病。回來後，在鄉醫院輸了幾天液，便去世了。 」

之後，全家檢查，結果是：山山和他爸爸為愛滋病毒攜帶者。比山山大三歲的姐姐一切正常，奶奶也一切正常。

丹丹（化名），女，８歲，一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父親為愛滋病毒攜帶者。

在沙河市冊井鄉某村莊，記者見到了丹丹目前的一家人——爸爸、爺爺和她。丹丹的爸爸告訴記者，丹丹娘總共輸過兩次血：１９９７年正月，因為貧血，在沙河市康泰醫院輸過兩小袋血；１９９８年農曆１０月２５日，生丹丹時大出血，在康泰醫院又輸了兩袋血。

丹丹的爸爸告訴記者：「原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２００３年沙河市對在９０年代中期在當地醫院輸過血的人進行檢查，丹丹的娘被查出來了，後來一查，不僅她娘有愛滋病，而且我與丹丹都有愛滋病。 」

「在這之前，她娘經常難受，經常發燒，我們按一般的發燒治療，一般一次輸液就得一個星期。每年都得三四次。查出這個病後，發現還有結核，於是我們先按結核治，後來結核也沒有治好，人就死了。 」

丹丹的娘是２００４年農曆６月３日去世的，依然與記者見到的其他愛滋病人一樣，只能回到家裡，死在家裡。

丹丹的爸爸說：「好好的人輸什麼血啊！但是人家醫生不斷找我談，說『貧血這麼厲害，你趕緊輸血吧』。咱一個農民，什麼也不懂，人家醫生說輸，咱就交血款唄。 」

記者看到，丹丹家滿院子堆的全是垃圾，丹丹的爺爺對記者說：「我在撿破爛，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兒子身體有病，大苦吃不成，收入太少，我不撿破爛換錢，這娃娃就上不成學了。 」

浩浩（化名），男，６歲。父母均是愛滋病毒攜帶者。

在沙河市白塔鎮一村莊，記者見到浩浩時，他光著膀子，身上只穿一條深藍色短褲，在自家門口的巷道裡玩。

浩浩家總共有５口人：浩浩的父母、浩浩和兩個姐姐。兩個姐姐一個１３歲，一個１０歲。

浩浩的媽媽告訴記者：「１９９６年農曆３月２１日，我在家流產了，於是被送到位於沙河市顯德旺的顯德旺煤礦醫院治療並輸血，血輸了一包，花了８００元。醫院現叫的人，叫來人進行抽血，抽了人家的血，然後就輸給我。 」

「除了這次輸血，我再也沒有輸過血。 ２００３年底，知道我輸過血，鄉衛生院抽我的血去檢查，２００４年開春我便知道自己得了愛滋病。 」

然後是一家５口人全部抽血檢查，「最後的結果是，他爸與老小都感染上了，老小是１９９９年生的，是我在醫院輸完血後生的孩兒。 」

她告訴記者，目前，「我們夫妻倆都還能從事勞動，但重活不能做，吃飯與生活還都正常，就是容易感冒。面對這一切，我只能從鄉衛生院領藥，盡量控制唄。 」

楠楠（化名），女，８歲，二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在邢台市柏鄉縣龍華鎮的一個不小的村莊裡，記者以走訪親戚的名義，在村裡找到了楠楠家，這個８歲女孩，長長的頭髮，頭頂扎著一個鮮豔的蝴蝶結，衣服上繡著一個正在奔跑的小梅花鹿。如果不是記者事先知道她是愛滋兒童，誰也想不到，這麼可愛的一個女孩會是愛滋病毒攜帶者。

楠楠目前與爺爺、奶奶、爸爸一起生活著，６５歲的爺爺與３８歲的爸爸都出去打工了。拄著雙拐的奶奶以及她爺爺的大哥告訴記者：「這孩子真苦，她娘是２００４年農曆４月１１日死的，從北京回來只有８天時間，人便沒了。楠楠的媽媽是雲南人，是當年有人從雲南領來的，她爸當時２８歲了還沒有老婆，１９９６年要了她媽，第二年生了這閨女，生這孩子時大出血，於是便到醫院去輸了血，２００２年時，身體不好，還輸過一次血。沒想到她得了這個病，這孩子也感染上了。 」

楠楠的奶奶想站起來，幾次沒有成功，記者伸手扶起了她，她說，「一家老的老、病的病，這老天爺，讓我們怎麼活呀？ 」說著眼淚奪眶而出……

甜甜（化名），女，８歲，三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關於甜甜的情況在前文中已經講了，這裡不再贅述。

佳佳（化名），女，８歲，三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佳佳的家原來在距沙河市康泰醫院只有三、四公里處的武安市邑城鎮（屬邯鄲地區），她的爸爸告訴記者：

「我們全家原來是４口人，佳佳和她哥哥，以及我和妻子。 １９９７年８月１日，妻在康泰醫院生了佳佳，三天后，院長王順英動員我說，『你給她輸個血，身體恢復會快一點。』她三番五次來動員，有好幾次岳父岳母都在場，其實妻當時只有２８歲，身體非常好，但是想到醫生總是為咱好呀，再者，不能讓兩個老人有想法。於是便輸了血。

「一年後，妻便發燒不退，出現各種症狀，我們從小診所到大醫院一級一級跑了整整一年，之後被確診了。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６日死了。佳佳被確診是愛滋病毒攜帶者。所幸兒子和我都沒有問題。」

壯壯（化名），８歲，三年級。母親是愛滋病毒攜帶者。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壯壯隨他的母親及四個親戚來到記者的辦公室，這是記者第一次見到壯壯，圓圓的臉蛋白裡透紅，大大的眼睛，虎頭虎腦的，還穿著一件繡著各種小動物的牛仔服，看上去是一個營養十分充足的小胖墩。

如果不是看到他與他媽媽的《ＨＩＶ抗體檢測確認報告》，記者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愛滋病與壯壯聯繫在一起。但是，鐵的證據擺在眼前。

壯壯的媽媽告訴記者：「１９９４年我與壯壯的爸爸結婚並居住在沙河市辛莊村。原本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但是，今年（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邢台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來辛莊村普查，我被確診為愛滋病毒攜帶者。讓人難以接受的是，４月１２日，我８歲的兒子也被確診為愛滋病毒攜帶者。」

好在丈夫沒有感染愛滋病。壯壯媽媽對記者說：「近１０年來，我們家本本分分做人，從未有過任何不良行為，夫妻倆都從未出外打過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８歲的兒子，年齡這麼小，怎麼可能被感染愛滋病呢？經諮詢邢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他們分析：我們母子被感染愛滋病毒只能是我輸血，然後通過母嬰方式傳給兒子。現實中，我這生唯一一次輸血，就是生孩子時在顯德汪煤礦醫院住院輸過血，當時動員我輸血的醫生也承認給我輸的血是非法的自採血。」

除了親眼見到持有《ＨＩＶ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以上８位愛滋兒童外，記者還訪問到兩位愛滋兒童，他們分別是４歲的女孩婷婷（化名）和１１歲的男孩剛剛（化名）。

關於婷婷的訪問。記者根據有關線索來到位於沙河市柴關鄉的某村，找到了婷婷的大伯，他只是告訴記者，他弟弟已經死了，孩子和她娘都有病，已經離開這裡了，說完便把記者拒之門外。

關於剛剛的訪問。記者依然是根據有關線索找到了位於沙河市冊井鄉某村的剛剛家，記者在他家的院子裡見到正在玩耍的剛剛，他的母親對於記者的問題未置可否地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然後對記者說「你走吧，我們的孩子以後還要生活在這裡，還要娶媳婦成家呢。」

以上僅僅是記者連續三次在邢台訪問到的愛滋兒童，長期為邢台的愛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李黔冀對記者說：「在邢台，已經發現的愛滋兒童至少有２０多人，愛滋病毒攜帶者至少有２００多人。」

一方面是不少孩子感染了愛滋病毒。另一方面記者發現幾乎走訪過的每一個地方都寫著「死亡」：連續三次訪問，記者累計訪問到愛滋病及感染者總共３４人，其中已經死亡１４人，許多死者的墳墓上依然培著新土。為記者帶路的人稱記者對於邢台愛滋病的訪問是「尋找死人」的工作。因為記者不斷聽到的回答是「她已經死了」、「他已經死了」！

「死了倒是解脫了啊，活著的人，是生不如死啊！」許多受訪者幾乎都發出同樣的感嘆。

「生不如死！」

這不僅僅是愛滋兒童甜甜的爸爸張記錄之感嘆，更是記者訪問過的許多愛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嘆。

「心上紮著千把刀，身上刺著萬根針是什麼感覺，我就是什麼感覺！」

「說一千道一萬，我們的人沒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人！」

記者訪問過的許多家庭，都是整個家庭被愛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與遲的問題」。

沙河市白塔鎮某村的愛滋兒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動地對記者說：「我們是被醫院給滿門抄斬了呀！」

丹丹全家，除６１歲的爺爺沒有感染愛滋病外，她的爸爸、媽媽以及自己，沒有一個倖免此難，媽媽已經死了。丹丹的爸爸說：「不知道哪天是我與女兒的日子。我們已經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數，熬日子了。」

因此，丹丹的爸爸覺得活得太沒有意思了。 「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親在這裡呀，我怎麼能就這樣死呢？！」

愛滋病死者的冤屈

「他們死不瞑目呀！」

「許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情，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

死者的親人們說：「本本分分的莊稼人，怎麼就會感染上愛滋病呢？」

「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愛滋病，但就是到陰間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感染上這個病的！」

邢台市威縣３９歲的農民王樹強（化名）就是這樣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的：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王樹強因肝病發作住進邢台市唯一的三甲醫院——邢台市人民醫院。該院對王進行抽血化驗，測定王血液中ＨＩＶ呈陰性反應。之後，醫院分三次為他輸了６３０毫升血。幾天后，因治療不明顯，王轉到收費更加低廉的邢台市第二醫院。

入院後，這家醫院即採血化驗，查出他感染了愛滋病。

「查出結果後，邢台市第二醫院便拒絕對他進行治療，並強行讓他出院回家。」王的家人說。

一個月後，王所在鄉村便接到威縣政府蓋著公章的《通知》，要求「做好病人及其家庭成員的監控防治工作」。於是，村幹部對王的妻子說，「他的血有毒，不讓出去，要隔離起來。」村幹部還傳達精神說，「上面有規定，你如果傳染給別人了，要負法律責任。」王的妻子說，「那我們被傳染了，由誰來負法律責任？」

一方面，縣政府要求對王樹強及家人進行「監控」；另一方面，「到死也沒有防疫站的人來，沒有任何救治藥品到來。」

從此，王樹強被關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裡，吃飯由家裡人送，兩個兒子也不敢到他的房間去。

同時，村裡與周圍沒有人敢來他們家了。

不知道自己害了什麼病的王樹強，愣是要求再上醫院。於是，家人又將他帶到邢台市第二醫院。 「一個醫生對我們說『剛才院長命令，不許你們在這兒住，不許給你們化驗，也不許給你們開藥，叫你們快走。你要是光肝炎這病，再厲害我也不能不讓你住，關鍵是你還有愛滋病。』一聽這話，俺孩子他爹當時就傻了。我們說，做做ＣＴ檢查行不行？醫生說：給錢也不給做！病沒看成，反過來原本是走到醫院去的人，出醫院時連腿都抬不起來了！」王樹強的妻子對記者說。

回家後，王樹強在自家的隔離間裡，不吃飯、不吃藥、不輸液。在床上躺了十幾天便死了。死後，他被裝在一個塑膠袋裡，放入棺材，第二天便埋了。

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許多患者被極其「殘酷」地與家人隔離起來。

邢台縣山區某鎮有一位老太太，２００３年４月被確診為愛滋病，被從醫院「趕出來」後回到家裡，老伴與她一起從大房搬到後邊一間小屋。原本五個孫子從小都由老太太帶著，一直與老太太睡在一起。從那以後，幾個孩子再也沒有與奶奶在一起。另外，原來她一直在伺候著老伴與一家人，從那以後，老伴不僅不讓她做任何事情，而且家裡的什麼東西都不讓她動，「要吃饃饃，我給你掰」，「你要喝水，我給你倒」。她的兒子對記者說：「這是對老人的折磨與摧殘，她只知道自己得了傳染病。」

「其實，許多愛滋病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隔離、歧視、冷漠折磨與摧殘死的。」

記者發現，其中也有部分人知道自己被確診為愛滋病了，但這「等死」的日子非常不好熬啊！

此次記者調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確診為愛滋病，無一例外地被拉回家裡等死。

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痛苦

「死者死得冤屈，活著的人活得更加冤屈！」

「竇娥有冤枉了還能說出來，我們這冤枉連說都沒法說呀！！！」

第一個打愛滋官司的王為軍，向記者講了他家的一些遭遇：１９９９年５月，王為軍的妻子死於愛滋病後，村裡關於他家有愛滋病的事情已經傳得人人知曉。他說：「出了這事以後，村裡的鄉親像躲瘟疫一樣躲我。我女兒當時兩歲，剛學會走路，她在外面路上摔倒了，那些人在遠處看著，連一個拉她的人都沒有；她想吃糖，街上的小販一看她過來了，遠遠地就把糖扔給她，錢都不敢要。」

那年，她妻子送葬時，按農村風俗，家裡做了許多飯菜，沒有一個人敢吃。 「好好的整鍋整鍋的麵條，我想送給人家餵豬，人家都堅決不要！」

愛滋病是絕症，人人知道。感染了愛滋病就等於被判了死刑。 「我們活著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沙河市白塔鎮某村３２歲的愛滋病毒攜帶者李某，妻子去年被愛滋病奪走了生命，８歲的女兒與他一樣都是愛滋病毒攜帶者。他說「不敢想呀，一想就絕望，過一天算一天吧，孩子小啊！」

有一位５０多歲的愛滋病毒攜帶者說：「孩兒們也不能到我跟前來，周圍更沒有朋友來看我。我都變成孤家寡人，這樣活著還不如早點死了好！」

愛滋病患者家人的痛苦和委屈

「最怕孩兒們發燒、感冒！看到他們癢，發燒，我心裡就亂成一團，頭腦裡空空的。覺得活著不如死了好！」

邢台縣一個小山村裡，公公、婆婆先後被愛滋病奪走生命之後，二兒媳婦最擔心與老人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學的幾個孩子。她的哭聲，讓記者感到窒息。

她說：「８年前孩子的奶奶就在醫院輸過血，這些年來，她經常癢，癢了，孫子們就幫她撓痒癢，誰知道會發生什麼！」

雖然孩子們都做了檢查，沒事。但是，「他爺爺不是也做過兩幾次檢查，都沒有事情嗎？第三次卻又查了出來，讓我們相信誰呀？」

她說，孩子們以後的路還長著呢，這啥時候才是個頭啊！這心裡的壓力壓到哪天才是個了結？至少得２０年吧！ ２０年呀，這是什麼日子？

這對因患愛滋病已故的老夫妻的長子對記者說，「母親死後，父親又倒下，只有我們家裡人知道得了什麼病。父母親要把自己隔離到小院的破屋子裡。我們心疼呀！」

他告訴記者：「親戚朋友上門來罵我們兄弟倆，我大伯罵我說，『你沒錢讓老人住院，我掏錢！』我們何嘗不想讓父母住醫院呀！親戚們一片怨言，都在罵我們不孝。我們左右不是人！ 」

人們不斷來問我們，老人得了什麼病，我們不能說是這個病，不然，我們以後沒有辦法在這裡立足，就我們這樣的農民到哪裡去生活啊？

「人人都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愛滋病家屬，他們總認為你的家人得了愛滋病，你一定就是愛滋病人。 」愛滋兒童甜甜的父親張記錄告訴記者。

同樣是愛滋兒童之父的王為軍告訴記者：「我這討說法的５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外面經常受到欺負和冷落，無數次地和人家發生爭執、謾罵，甚至動手。 」

他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我去省裡的一個部門，他們見到我連問都不問，『呯』把門關上了，說世界愛滋病日剛結束你們就到處跑。我一聽就火了，我說我不是愛滋病，我的孩子雖然是，但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們說：『你怎麼不是？你妻子是，你女兒是，你肯定也是，你不是那是因為你沒被查出來！』」

正如張記錄所說，「面對流言蜚語，我只能採取無奈的沉默，因為任何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沒人會相信你。只有隨他去說，做一個不是賊，卻像賊一樣過日子的人。什麼人格、尊嚴，丟掉吧！ 」

邢台的許多愛滋病感染者及家屬，面對記者的到來，非常感動，他們說，沒有人把我們當人，就你還來看望我們。

愛滋家庭的貧困

「楠楠，你最想吃什麼？ 」

「大米飯。 」

「你最想要什麼玩具？ 」

「三輪的童車。 」

「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

「上大學，考博士。 」

「你長大以後最想幹什麼？ 」

「想當老師。 」

「最想當怎麼樣的老師？ 」

「當我們村裡的老師。 」

這是記者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與柏鄉縣龍華鄉愛滋兒童楠楠的對話。一個８歲的女孩最想吃的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果凍或者火腿什麼的，而只是大米飯！

她的雙腿殘疾的奶奶告訴記者，「沒辦法呀，現在這社會幹什麼都得花錢，我和孫子兩個病人，沒錢怎麼活呀！ 」

沙河市白塔鎮某村的丹丹一家也是這樣，丹丹與爸爸都得治病，６１歲的爺爺只好撿破爛來補貼家用。丹丹的爸爸雖然也是身患重症的愛滋病毒攜帶者，但他每天卻不敢有半點怠惰，一大早就得去附近的小煤礦為人家開礦車，「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每月也就賺６００元。 」

他是愛滋病毒攜帶者的情況，那個煤礦還不知道，否則他會像冊井鄉張溝村的張記錄一樣，只能靠貧瘠的土地維生了。

記者訪問的３４位愛滋病及感染者中，幾乎清一色是普普通通的農戶，其中大部分家庭就算在當地的農村來說，也是很貧困的。

本來，邢台市就是河北省經濟水平比較差的地區，而這些農戶又是這個地區很普通甚至貧困的農戶。

「我們落得這樣慘，都是醫院害的！ 」在採訪中，無論有點經濟能力的，還是非常貧困的家庭，他們大部分都有一個願望，就是要「告醫院！一定要討回一個公道來！ 」

「邢台的愛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輸血造成的！ 」

記者採訪中，幾乎所有的愛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認為，是醫院為他們輸了有病毒的血液從而造成了今天的慘局。

「邢台的愛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輸血造成的！ 」

那麼到底是不是這樣呢？記者手頭的兩份官方資料值得認真閱讀。

這兩份官方資料分別如下：

之一：血液傳播是目前中國愛滋病最主要的傳播途徑

２００４年初，衛生部官方公佈：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表明，中國現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近８４萬人，其中愛滋病患者約８萬例，整體上居全球第１４位、亞洲第２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分佈在３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同一時間，衛生部統計顯示：血液傳播是目前中國愛滋病最主要的傳播途徑。愛滋病病毒主要通過性接觸、血液、母嬰三種方式傳播。目前中國愛滋病的傳播途徑主要以血液傳播為主，佔７２. ６% ；經性接觸途徑感染佔８. ４% ；母嬰傳播感染為０. ３% ，還有１８. ７% 的傳播途徑不祥。

之二：河北省八成愛滋病感染者禍於血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的《燕趙都市報》報導，省衛生廳有關人士介紹，自１９８９年我省發現首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９９５年在有償供血人員中發現愛滋病局部流行以來，愛滋病在我省的流行經過了傳入階段、局部流行階段和快速增長階段。目前，我省累計報告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數在全國處中游靠前位置，為疫情較重省份。據悉，我省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感染時間集中，主要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後通過有償採供血感染，佔感染者總數的近８０% ，但從總體上看，我省愛滋病還處於低流行狀態，只是局部愛滋病感染者高度集中的地區，經過較長時間的潛伏期，其發病高峰正在到來。我省１９９５年前後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已經進入了發病和死亡高峰，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集中死亡現象。

那麼邢台眾多的愛滋病禍從何來呢？無論邢台官方有無解釋，眾多的愛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屬則認為「都是輸血害了命！ 」於是他們把矛頭直指醫院。

目前已經被推上法庭的邢台當地醫院有：康泰醫院、顯德汪煤礦職工醫院、邢台市人民醫院、邢台市第二醫院。

蓄發五年，王為軍愣是打贏了愛滋官司

３８歲的農民王為軍，家住距沙河市康泰醫院只有三、四公里遠的武安市（屬邯鄲地區）邑城鎮。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０日，為了生育女兒佳佳，王的妻子靳雙英住進了康泰醫院。８月１日，順利產下８斤重的佳佳。

之後，醫院的院長王順英不斷來找王，要求為她的妻子輸血。「她說，『你輸個血，身體恢復會快一點。』她三番五次來動員，有好幾次，我的岳父岳母都在場。其實，我妻子當時只有２８歲，身體非常好，但是想到醫生總是為咱好呀，再者，不能讓兩個老人有想法。於是便輸了血。 」

８月４日上午，王為軍交了血款。中午，醫院為靳雙英輸血４００毫升。之後，便出院了。住院期間總共花了１２００元，血款佔三分之一。

第二年春節後，靳雙英開始出現口腔潰瘍，並不斷發燒。剛開始，王帶著妻子到附近的小診所、小醫院看，結論是「局部感染」、「有炎症」、「缺乏維生素」等等，吃了不少藥，總是不見好。

後來，又跑了鄉醫院、縣醫院，不斷抽血化驗，但都沒有結果。

到冬天的時候，燒已經退不下去了，什麼藥也不起作用。

第三年，也就是１９９９年春節後，靳雙英住進了邯鄲市最好的中心醫院。不斷抽血、化驗，依然沒有結果。一個月後，醫院請來北京的專家會診。一周後，靳雙英所住病房的另外兩個病人突然被轉到其他病房。

不久，醫生對王講，「你妻子得了一種罕見的傳染病，以後防疫部門會來找你。 」之後，便讓他們出院了。

回家後，眼看著妻子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但就是沒有人來找。於是王便找到醫院，醫院讓找防疫站，王又找到防疫站。

之後，防疫站來了許多人，此時，靳雙英已經不能走路了。工作人員給王一張紙條，讓王到北京地壇醫院去取治療愛滋病的藥。

此時，王才知道妻子得了愛滋病。打電話給北京，對方稱，病人不來沒辦法給你藥。王打電話向防疫站求助，幾天後，來了三個醫生說，「人已經不行了。 」當年５月１６日，靳雙英死了。

埋葬了妻子後，王為軍按防疫部門的要求，帶著兩個孩子去檢測，王與兒子均沒事，女兒被確診為愛滋病毒攜帶者。

「又被當頭打了一棒」的王為軍，左右想不通，於是他像瘋了一樣到處跑，他要問出個所以然來，「這病是怎麼得的？ 」

當年６月開始，王為軍便走上了上訪之路。為此他發誓：「不為妻女討回公道，絕不理髮」。

披著一頭長髮的王為軍，從縣裡、市裡到省裡，再到北京，不斷上訪，「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走了多少遍」。

苦苦的上訪有了一些結果：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底，沙河市衛生局做出了一份調查報告，稱「康泰醫院確實存在違規採血，但是給當事人輸的血沒有問題。 」。拿到這份報告後，王為軍來到衛生部，醫政司的官員說，從這個調查看，沒有相關佐證能證明醫院血液是健康的。

與此同時，南方周末等幾家媒體也將王為軍的遭遇進行了公開報導。

在王為軍的苦苦上訪下，衛生部防疫司曾經三次發文至河北，要求認真調查，「但都沒有結果」。

２０００年春節後，王為軍再次找到衛生部，一位官員告訴王為軍，「真正要討回公道，你要走司法渠道，就是衛生部做錯了，你也可以告！ 」

這句話鼓勵了王為軍。於是，在媒體記者及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的幫助下，４月１６日，王為軍一紙訴狀將康泰醫院告上法庭，並一次性提出索賠１５３８. ７７萬元。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王為軍拿到了民事判決書，判決書部分支持了王的訴訟請求。此後，經過上訴和幾次重審後，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王為軍終於拿到了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這份判決維持了邢台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結果。

邢台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０３）邢民一初字第８號《判決書》是這樣寫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個人或單位都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靳雙英在被告處住院，接受治療，其本身並無過錯。被告違反有關獻血和輸血的規定給靳雙英輸血，事後靳雙英感染愛滋病毒，被告不能證明其所輸血為健康血液，又不能提供充足證據證明靳雙英是通過其他途徑感染的愛滋病毒，即其不能就其醫療行為與靳雙英感染愛滋病毒之間無因果關係和其醫療行為不存在過錯或過失提供證據，並且被告違規採血的過錯是明顯存在的，參照有關司法解釋，對於原告合理的治療費用和相關費用應由被告承擔賠償責任。 」

法院判決，康泰醫院賠償王為軍共計３６. ２萬多元。

當天，王為軍來到妻子的墳頭，在亡妻墳前埋掉剪下的鬚髮。

這位河北農民用五年時間打贏了這場官司。雖然對賠償的金額仍有看法，但對於因輸血感染愛滋的亡妻和８歲女兒，他多少有了一個交待。

然而，執行賠償如今又難住了王為軍：到目前為止，經過法院多次執行，王僅僅拿到了１１萬多元的賠償。

記者近日見到王為軍時，他依然在找法院，在索賠的路上苦苦奔走。

正是他如此艱難地打贏了這場官司，王為軍成了河北省打贏愛滋官司第一人，也成了《河北日報》評選的「感動河北」２００４年十大人物。

王為軍還告訴記者，與他住在同一個鎮的村民高成海（化名）的妻子也死於愛滋病，高自己也是愛滋病毒攜帶者。高已經從康泰醫院要來一些錢，至於多少，他不知道。但高成海面對記者卻否認了這一說法。他說，「我得過我的日子，我得生活。 」

其實，與王為軍有著同樣遭遇的沙河市冊井鄉張溝村農民張記錄，也曾經多次到康泰醫院討說法，他告訴記者，院長對他說，就你一個小張溝的，你願意往哪告就告吧。

為此，記者專程走訪康泰醫院以求證這些說法。

在沙河市顯德汪鎮的馬路南側１００米處，有一個獨立的大院。從它的側門進入，記者看到，院內有一棟白磁磚貼面的三層樓，樓頂架著「康泰醫院」四個大字，門庭的兩邊各有兩塊銅牌，寫著「沙河市顯德汪社區服務中心」以及某某學校教學醫院、某某定點醫院等。記者進入這棟大樓發現，上下三層足足有４０多間房，什麼婦產科、內科、五官科門類齊全，還有不少的病房，來自附近村莊的一些村民有的在那裡輸液，有的躺在病床上。

院長的辦公室在三樓，記者雖然沒有找到該院院長，但在樓道裡卻發現了該院的宣傳廣告。有一欄裡關於該院院長的介紹是這樣的：「王順英，中共黨員，２０００年以來，先後多次受到沙河市表彰，１９９５年任該院院長，原來是顯德汪礦醫院婦產科主任。 」

在樓道西側的宣傳欄裡，記者看到一張很大的照片，上面寫著「中國醫院院長大會嘉賓紀念，北京人民大會堂，２００４年６月。 」

另一個宣傳欄上寫著「２００４年９月，我院集體撰寫的《產後出血的診斷與急救》論文，在北京全國急救醫學發展高層論壇會議上交流」。

與康泰醫院打了整整五年愛滋官司的農民王為軍，對這個醫院了解更多，他告訴記者，康泰醫院是一家私營醫院，是王順英他們個人投資，於１９９５年辦起來的。

他說，之所以好多農民不敢打康泰醫院的官司，他自己也苦苦打了五年多才有結果，是因為康泰醫院的背景太深了。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南方周末》關於王為軍的一則報導稱：記者幾乎每到一處採訪都被告知，那家民辦醫院很有背景，院長的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長，弟媳是邢台市市長。

邢台市人民醫院輸了愛滋官司

王為軍打贏愛滋官司的事情，當地幾乎所有的愛滋病患者及家屬都知道了，許多人也學著王為軍開始找律師、上法院了。「我們要討回公道！ 」

記者從當地媒體的報導上看到，邢台市規模最大的綜合醫院，也是邢台唯一的「三級甲等」醫院和國家級「愛嬰醫院」——邢台市人民醫院也捲進了愛滋官司中，並且成了愛滋官司的輸家。

代理愛滋病家人狀告該院第一案的律師陳英可，給記者提供了大量案卷與當地媒體的報導。一則２００４年８月發表於《河北法制報》的題為《威縣一農民告倒醫院，愛滋病亡者家屬獲賠３. ６萬元》的報導是這樣寫的：

邢台市威縣一農婦將邢台市人民醫院和邢台市第二醫院告上法庭，稱她的丈夫（也就是本報導所述王樹強）在醫院住院治療期間感染了愛滋病。近日，受理此案的邢台市橋東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令被告邢台市人民醫院賠償原告各種經濟損失３５９７６元。

報導還說，威縣農民王某因患肝炎於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到邢台市人民醫院治療，並於１７日進行了輸血。輸血前王某進行各項檢查，其中ＨＩＶ呈陰性。在人民醫院經過了３次輸血後，王某於７月２２日又轉到邢台市第二醫院，並於７月２５日做了抽血檢查，２８日檢測顯示其ＨＩＶ呈陽性，被確診為愛滋病患者。王某於同年１０月１７日死於家中。王妻遂將兩家醫院起訴至邢台市橋東區人民法院。

法院經過審理後認為，被告邢台市人民醫院無法說明王某在該醫院期間對其輸血過程中沒有感染愛滋病病毒。故判令邢台市人民醫院賠償原告各種經濟損失３５９７６元。

該案代理律師陳英可告訴記者，此案判決後，邢台市人民醫院不服判決提起了上訴，醫院特別提出，「應當追加供血單位邢台市中心血站參與訴訟」。原因是，根據《血液製品管理條例》、《醫療機構臨床用血管理辦法》，血站是血液製品生產、供應的法定單位。

目前二審尚未宣判。

無獨有偶，就在記者調查邢台愛滋病問題期間，父母均死於愛滋病的邢台縣某山村村民梁光明（化名），經過反覆取證，也把邢台市人民醫院告上了法庭，因為１９９６年這家醫院曾經為他母親輸過血，今年１０月１０日，邢台市橋東區法院已經正式開庭審理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從梁光明給記者提供的，他母親在邢台市人民醫院的病歷檔案上，記者看到，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７日，患者做完子宮全切手術之後的該院《手術記錄》上是這樣寫的：「手術順利，出血不多。術畢，安返病房，回房血壓１６／１０ｋｐａ，尿管通暢，尿色清。液體輸入順利。切除之標本送病理檢查。 」

當天，該院卻為患者進行了輸血。從當天該院的《輸液記錄》上，記者看到，「輸血４００毫升，血型為Ｏ型，儲血號４１３，供血人胡三」。

梁光明告訴記者，他母親住院治療前，精神狀態一直很好，也很少生病，「但出院後，老感覺到身體難受，發低燒，渾身癢，有時候把渾身上下都抓破了」。２００３年，在當地一家權威醫院，其母被查出感染愛滋病病毒，已到晚期。

當年７月５日，樑的母親在家中病逝。隨後，梁的父親也被查出感染愛滋病毒，經過國內權威醫院治療，無力回天，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死於家中。

一年時間，父母相繼去世，對梁光明兄弟兩個家庭來說，打擊太沉重了。他的妻子對記者說：「醫院想殺人就直接殺了我娘，為什麼又把我爹也搭進去呢？現在我們家大大小小哪個感冒、發燒了，一家人都嚇得心神不定。這是啥日子啊！ 」

梁光明父母曾住過的房間裡，桌椅上積滿了灰塵，空氣中飄蕩著陣陣霉味，值得注意的是，牆上的兩本掛曆已經定格在其父母去世的日子。「我們沒有打掃過，覺得父母死得冤枉，所以保存原狀」。

「說實話，我們村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父母得什麼病去世的，但沒有人跟我們說破，不過跟我們來往的人少了很多，平常關係比較好的人也很少來往」。

梁光明說：「我們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人，不可能無緣無故感染上愛滋病，肯定是輸血感染的，而獻血人胡三，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梁光明兄弟一直沒能弄明白，胡三到底是誰？他還有沒有把血賣給別人……

自稱為「燕趙大地一顆璀璨明珠」的顯德汪煤礦，位於沙河市顯德汪鎮，這個年產１３０萬噸煤炭的煤礦，在這個區域建立了一家比康泰醫院規模更大的醫院——顯德汪煤礦職工醫院。該院距康泰醫院僅數百米之遠，與康泰醫院並列成為記者調查發現的這個「愛滋病高發區」的兩大醫院。

顯德汪煤礦職工醫院，也因愛滋病糾紛被推上法庭，成為愛滋病官司的輸家。

代理愛滋病家人狀告該院第一案的律師甄一峰，給記者提供了大量案卷與當地媒體的報導。記者按照甄一峰律師提供的地址先後兩次上門訪問，均未見到當事人，有村民告訴記者，「女人已經死了，男人還有病。」

根據律師提供的綜合情況與對村民的訪問，記者了解到：

４９歲的農民賈學府（化名）是沙河市冊井鄉賈溝村人，１９７９年，娶妻王玉穎（化名），開始了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１９９５年，不幸突然降臨到這個殷實美滿的家庭。

這年年底，王玉穎因子宮肌瘤在顯德汪醫院做了子宮切除手術，為此輸了４００毫升的血，前後住院一個來月。

出院以後，王玉穎就感覺身體像永遠恢復不好似的，總是渾身沒勁兒，發燒不退，過去勤快俐落的人，現在什麼都懶得動，臉色也不好看。

到醫院一看，說是得了黃疸型肝炎，後來雖然黃疸型肝炎好了，但還是感覺乏力，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２００２年，王玉穎到沙河市二十冶醫院檢查，又查出丙肝抗體呈陽性。

醫生說，丙肝主要是通過血液傳播的，問她是不是輸過血，並暗示賈學府，如果他妻子丙肝久治無效，低燒不退，可能和另一個病人一樣得了愛滋病，所說的「另一個病人」，是在顯德汪醫院輸血時感染了愛滋病的一個人。

但夫妻倆並沒有相信醫生的暗示。

賈學府繼續給妻子治療，光在邢台市人民醫院就住院三次，前後花光了家裡所有積蓄，又向親朋借債十幾萬。

結果，王玉穎的病始終沒有見好。

王玉穎的弟弟在沙河市當老師，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他對賈學府說：「我姐過去輸過血，你還是帶她去防疫站查查血吧，統統查一遍。」

檢查的結果，妻子王玉穎ＨＩＶ檢測呈陽性。

１０月１３日，河北省愛滋病防治中心確診，王玉穎患愛滋病，其丈夫已感染愛滋病毒。三個孩子沒事。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燕趙都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法律援助，牽手愛滋病患者》的報導寫道：

於是，在律師的幫助下，他們將顯德汪醫院告上法庭。雖然他們當時在這個醫院住院時沒有留下任何直接證據，但是代理律師為他們調查取得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７日、５月２５日，邢台市橋西區法院中興路法庭兩次開庭審理了此案。

被告方顯德汪醫院幾乎沒有證據來說明其自身的醫療行為沒有過錯。最後，在法庭的支持下，雙方同意達成調解協議。

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邢台市橋西區法院下達《民事調解書》，要求「被告一次性給付原告人民幣叁拾萬元整（３０００００元）。案件受理費１０６３０元，其他訴訟費１８５８元由被告承擔。」

３０萬，畢竟是自己討回的公道，但面對這用生命換來的巨款，賈學府心中淒苦依然。他對代理律師說：「我們一家對你都感恩戴德，但給我拉一火車錢，我也不願意成今天的樣子。」

賈學府說，在他們那兒，有病大多去顯德汪看，因此，輸血得病的不只他一家。他向記者數了數，某村誰，某村誰，都得了類似的病，都在顯德汪輸過血，有的已經死了。

就在他打完這場官司後，邑城的一個人還找到他家，說他的妹妹也曾在一個醫院輸過血，得了類似的病，問他怎麼打官司。

因愛滋病失去妻子的賈學府，痛苦並沒有結束，他還在苦苦地支撐著自己已經被判了「死刑」的生命。然而近日，顯德汪醫院的上級單位——邢台礦業（集團）有限公司卻在一份文件中稱他們是被賈學府「訛詐」了。

這個正式的文件是這樣寫的：「劉顯紅（另一個愛滋病人，下文將有詳細記述——記者註）之所以提起所謂的病因與顯德汪醫院有關的訴訟要求，不排除把國有企業作為唐僧肉、吃大戶的因素。也與２００４年７月愛滋病人賈學府訛詐邢台礦集團總醫院有關，當時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為息事寧人，迫於壓力，接受市橋西區法院主持的調解，以賠償３８萬元而告終。這一事件起到了很壞的負面誘導作用。」

記者看到，去年８月，中央電視台的一則報導是這樣說的：２００３年年初，邢台市轄的沙河市被衛生部確定為全國首批５１個愛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之一，在邢台市衛生局的幾份匯報文件中，記者得知：河北省１９８９年發現的第一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出自邢台市，而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邢台市已發現６３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疫情涉及８個縣市區，僅２００３年就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２０例，疫情呈明顯上升趨勢。而在記者看到的幾份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報告中，這些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無一例外都曾因病在醫院輸過血。而報告中也無一例外註明，醫院用來輸血的血源不詳。

那麼，邢台的愛滋病與血液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存在問題？

醫療機構瘋狂自採血

「康泰醫院的血源便來自私人輸血隊。」

這是１９９９年武安市（屬邯鄲地區）衛生防疫站關於王為軍妻女感染愛滋病做出的報告中的原話。也是對於目前問題最為集中的康泰醫院當年血液管理情況的一個報告。

１９９９年，《南方周末》對於這一問題的報導是這樣寫的：

武安市衛生防疫站長對記者說：「經調查，兩名死者都是老實本分的農村婦女，沒有外出史、性亂史。沒有其它途徑感染愛滋病。醫院自採血是傳播愛滋病非常大的隱患，早已被明令禁止。」

他憂心忡忡：「我們希望只有這兩起愛滋病病例，但也做了最懷的打算：這兩例只是冰山一角。老百姓感染後不知咋回事，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就算知道了也沒錢沒勢打不起官司。」

在冒出「化名劉保」之前的１０月１８日，王順英該院院長本人也對調查組說：「血從哪來的，實在記不清了，可能來自邢台市中心血站，也可能來自沙河輸血隊。」

「輸血隊」靠賣血為生，是當地對流竄賣血群體的俗稱，輸血隊長即血頭。 １１月１２日，王順英向記者提到，她在顯德旺煤礦醫院當大夫時，由化驗室管輸血隊。同一天，記者在康泰醫院附近採訪時得知，有人在前一天還見到一個賣血人，目前賣血現象少多了。但仍未絕跡，由大規模公開轉為隱蔽。

據了解，以賣血４００ｍｌ為例，血費４６０元，血頭從中拿２００元，醫院拿１００多元，賣血人只得１００多元。

當地幾乎盡人皆知，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輸血隊常年住在康泰醫院附近的太行旅社，他們來自河南、山西、東北等地，經常流竄到處賣血。現不知流轉何處，但沒有誰聽說本地人賣血。據太行旅社老闆介紹，輸血隊最興盛期達二、三十人，幾乎把太行旅社包了，為了「搶生意」，輸血隊之間還打群架。

對於當時顯德汪地區自採血嚴重的問題，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燕趙都市報》關於愛滋病人賈學府的遭遇中，是這樣描寫的：

邢台市衛生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由於１９９５年前後，各基層自採血現像不斷，血液管理曾一度混亂，一些醫院為了牟利，直接就和「血頭」聯繫血源，而以賣血為生的輸血員的血，臨床檢查項目不全，質量良莠不齊，給輸血患者帶來極大的隱患。

賈學府記得，當初為了給妻子做手術，他在醫院等了十來天，這十來天，他沒事就出來溜達，經常看見一個胖子帶幾個人到醫院來賣血，他自己不賣。賈學府在旁邊看過幾回，聽別人議論，賣血的錢，到賣血的人手裡連一半都沒有了。

他說，可能就是這些賣血的人，染上了這種病，又傳染給了他的妻子，他說，那時候輸血程序簡單得不行，醫生告訴他，「有血了，準備錢吧。」一會兒，他妻子就輸上血了，哪用什麼專用血袋，用的都是葡萄糖瓶子。

邢台市衛生局的這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如果有償獻血的人中有一個感染愛滋病毒，後果都非常可怕，因為他不只是獻一次血，那麼就不僅僅只是傳染給一個患者。

愛滋病的潛伏期一般是幾年到十幾年，如果是那時候種下的禍根，近幾年正是愛滋病發病高峰期的時候。據他了解，僅沙河市這幾年，就查出了愛滋病感染者數十人，佔了整個邢台市的絕大部分，而這些感染者多又集中在顯德汪附近。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各縣大小醫院私自採血的現象十分普遍。

１９９８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李黔冀曾經獨自一人對邢台市大部分縣的自採血情況進行了調查。根據調查掌握的情況，李黔冀撰寫了《自採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於當年５月２０日發表於《河北日報》，文中稱，「遇到手術用血時，醫院通常讓患者自己去找血，對於不熟悉情況的患者家屬，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導下，向『血頭』求助買血，醫院只負責化驗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李黔冀的報告還說：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輸注的醫療用血必須經過血型的正反定型、血比重、轉氨酶、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愛滋病、梅毒等幾大項的嚴格檢查，採血前檢查一次，採血後重複一次。由於條件所限，這所民辦醫院只能在採血前對獻血員做一項血液血型的檢查，如此不負責任，各級政府的規定在那裡成了一紙空文。

經筆者與來自各縣市的獻血人員交談了解到，被市供血機構篩選出去的不合格獻血人員，大多數奔波在縣裡的醫院參加獻血，他們都有不適宜參加獻血的種種疾病，其中染有肝炎病毒的居多。有這樣一家縣醫院，它的醫療技術在同級醫院中屬佼佼者，每年的業務收入數百萬元，可是從有關單位的報表上看，該醫院每年的用血量只與一個鄉衛生院的用血量相當，是同級醫院用血量的十分之一、二。難道該醫院手術過程不用給傷病員補充血液？還是醫院很少用血？通過多方了解，才清楚該醫院的令人震驚的做法：遇到手術時醫院通常讓患者自己去找血，對於不熟悉情況的家屬來說，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導下，向等在醫院周圍的「血頭」求助（注：血頭是指專門聯絡別人賣血從中抽好處的人），醫院只負責化驗一下血型，別的一概不管。至於該買多少血，給賣血人員多少錢，都由患者按著診治醫生的要求，私下與血頭商量。更有甚者，個別醫院的領導竟然對本單位職工捲入自採自供血液的行列，視而不見，還美其名曰為本醫院職工謀福利。

其實，早在１９９３年衛生部便發布了《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辦法》，１９９４年河北省政府也發布了１１４號令《河北省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辦法》要求遏制當時血液管理混亂、自採血十分嚴重的問題。並明確規定：除了供血機構外，禁止任何醫院私自採血，所有醫療用血必須經過嚴格檢測。

但是，這一禁令下發６年後的１９９９年，邢台市依然存在著自採血問題。

１９９９年６月，中共邢台市紀委公開曝光邢台「十起大要案件」，邢台市中心血站違規採血案便排在第五位。

公開的資料顯示，１９９８年８月《獻血法》實施以來，邢台市獻血辦在完不成有計劃無償獻血任務的情況下，經市衛生局副局長賈東陽同意，市獻血辦副主任李榮譜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揚為，市中心血站站長賈揚利安排副站長朱海田、血源科長周海燕通過「聯絡員」聯繫農民來市中心血站獻血１６６８人，其中不到期獻血的２３９人。期間，曾有人向賈揚利反映有不到期採血問題，賈不但未採取制止措施，反而在組織調查前指使他人隱匿證據材料。

經市紀委研究決定，給予賈東陽黨內警告處分；建議市衛生局給予賈揚利行政記過處分；對李榮譜、朱海田、周海燕在衛生系統通報批評。

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３月，鉅鹿縣醫院在沒有辦理《採供血許可證》的情況下，自採自供血液７９例，病歷中沒有化驗單、配血單，其中採集不到期血１７人次，超量採血１人。對此，鉅鹿縣醫院院長付殿勳、副院長張成如負有主要領導責任，醫務科副科長馬恩謙、血庫負責人李勃靈負有直接責任。

市紀委建議鉅鹿縣紀委、監察局，根據批准權限分別給予付殿勳黨內警告處分，給予張成如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馬恩謙行政記過處分，給予李勃靈行政記大過處分。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柏鄉縣衛生局局長王京禮擅自草擬了將固城店醫院租賃給兩個不懂醫務工作的農民的協議，並經主管領導批准將固城醫院租賃給這兩個農民，租賃期間多次發生職工上訪。縣衛生局新的班子於１９９８年５月解除了該租賃合同，並任命該院醫生王瑞方為院長。在兩位農民租賃的５個月和王瑞方接任院長後，該院在應急情況下自採自供血液６人次。其血液採集只做交叉配血實驗，沒對供血者進行體檢或化驗，無用血記錄，事後也未向主管部門報告。

市紀委建議柏鄉縣紀委分別給予王京禮、王瑞方黨內警告處分。

醫院緣何如此熱衷自採血

對於農民為什麼如此積極參與賣血，其實問題非常簡單：「咱農民沒有來錢的路子，只有靠賣血了」。

鉅鹿縣小呂寨是當地遠近聞名的「獻血村」，３８００多人的村子，有數百人專門吃「獻血飯」。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０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鉅鹿縣小呂寨村見到了曾經１５天賣過１３次血的村民劉振考，他告訴記者，「賣一次血４００毫升給１００多元，對於咱農民來說是個不小的數字。」

那麼醫院為什麼如此熱衷於自採血呢？

對此，《燕趙都市報》是這樣報導當時情況的：

為什麼醫院甘願冒著被查處的風險熱衷於使用自採血？ 「讓患者省點錢少跑路」。這是他們掛在口頭的理由。實際上，個人既得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據在此多年獻血的一獻血員稱，他們每獻４００毫升血，「血頭」、採血醫生、主治大夫就各得７０元。正是為了錢，一些醫務人員及醫院喪失了起碼的職業道德。而得到好處的，還不止這些人。記者在鉅鹿縣醫院採訪時，曾裝作患者家屬，以急需用血名義，到門口一小商店投石問路，一姓徐的年輕人當時就給「血頭」打了個電話，同時收了記者１０元「聯繫輸血費」。

一袋血對醫院來說，到底能有有多少利潤？

據邢台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員對記者介紹，從血站拿血，一袋４００毫升的血液，得交給血站４６０元。醫院只能在此基礎上加３０元左右的化驗費。如果是自採血，醫院只支付給獻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餘的費用由醫院分割。有的醫院給獻血者支付的比這個更少。因此，每袋血醫院會有３００元左右的收入。

「利益會讓人們瘋狂！」

自採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亂的程度如何？

當時的河北省副省長楊遷曾經於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做過這樣的講話：「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甚至一些個人，把採供血機構作為盈利創收的第三產業，出現了『建血站、採漿站熱』，醫院建、防疫站建、衛生院建、鄉政府建、個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２２個，其中３個沒有經過批准，５個存在問題較多。採漿點１４個，只有１個經過批准。１０個採血點都是未經批准的，自採自供血液的醫院血庫有１３２個，也只有１個經過批准。」

上述血液管理混亂是不爭的事實，而這與邢台的愛滋病究竟有無因果關係？

眾所周知，愛滋病的潛伏期長達８—１０年。當初如果埋下了血禍隱患，愛滋病感染者逐漸浮出水面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２００４年７月，邢台市衛生局有關負責人在重點縣市愛滋病防治暨項目啟動會議上的講話稿中曾明確指出，該市愛滋病「感染時間比較集中，１９９５年前後被感染的人數居多……，１９９５年前後在局部地區採供血造成愛滋病傳播已是不爭的事實，一旦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將發展成為『燎原』之勢」。

其實，在邢台埋下血禍隱患的，不僅僅是當地非常嚴重的自採血問題，還有一個不能不翻的舊賬，那就是「山西血問題」。

「如果是自己的親戚住院用血，我們血站的人決不敢用山西血。」邢台市中心血站血庫的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在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的人，把１９９５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１月期間，由該站擅自從山西南部地區買來的血液稱作「山西血」。

好幾位血站的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親戚住院非要用血不可，他們一般都是在血庫從一道又一道程序一點一點看著拿到手，這樣的血液才敢給自己的親戚用。 「馬虎不得，別人不知道，咱們自己知道咱們的血液怎麼樣！」

正如１９９９年６月，邢台市紀委的通報中所說，１９９５年９月開始，邢台市中心血站未經上級主管部門批准，擅自決定從山西購血，且在省、市主管部門領導明令停購的情況下，繼續購進，從中獲利２３２４６００元，並弄虛作假，形成賬外資金３１４５３元。

而這一說法，正好與時任這個血站業務副站長的張印東對中央電視台記者提供的情況一致。張在接受采訪時，提供了一份書面的有關「山西血」的情況說明。原文如下：

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０日—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０日，從山西省洪洞、運城、永濟縣等購血，由運城血站副站長，洪洞血站李站長送血來邢台市血站。運送方式，各自點收齊，汽車送到某火車站再上火車到邢台市火車站（白鐵箱裝血）。夜１０點後邢台市血站去車接到市血站，當晚便換山西商標為邢台商標出售，邢台收購價每袋（４００毫升）２００元，出售價是４６０元。路途遙遠，保護措施差，造成溶血現象嚴重，有一些血只能把血漿分離出來賣給患者，血漿質量也很低劣。總共１６７５０袋。

１９９３年衛生部頒發的《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辦法》明文規定：為了保證臨床用血的安全，禁止跨地區採血。保證血液的三統一：統一血源，統一採血，統一供血。河北省當時亦有嚴格的規定：相鄰的兩個城市相互調劑血液，必須上報省衛生廳批准，而且條件相當苛刻，必須是出現緊急情況方可調入。

這些非法買來的「山西血」，其質量能有保證嗎？

據邢台市中心血站當時參與接血的好幾個工作人員介紹說：「血液都是在晚上用鐵皮箱子運過來的。先是司機去火車站把鐵皮箱子取回來，隨後血站相關的科室忙著把運來的一袋袋血液，進行分類登記，換成邢台血站的標籤，編上血號，然後入庫，完成一整套邢台血站的手續。」

「當時從山西來的血液標籤看，獻血員的名字都五花八門，既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也有著名演員劉曉慶、趙本山、鞏俐等人，還有歌手董文華、閻維文等人的大名，就連當時已經故去的台灣歌手鄧麗君居然也名列其中，當時像王一、王二、王三這樣的名字，讓人一看就知道是隨便編出來的。如果這些血液出現了問題，患者應該找誰？」

「這些本應該有詳細內容，並完整保留的獻血檔案，根本沒有保留的價值。當時運血的鐵皮箱子就是一層薄薄的白鐵皮，沒有任何保溫減震的措施，無論春夏秋冬，就這樣從千里之外顛簸地運到邢台。」

１９９５年２月出版的《血站標準管理規定》中要求：「血液的運輸箱應絕熱良好並有防震軟墊。運輸血液的溫度須保持在４度- １０度，嚴防劇烈震盪。」

據邢台市中心血站的有關專業人士介紹說：「血液從人身體採出來３０分鐘後，如果是在常溫的情況下，就不能再用於臨床。血液保存必須在４度- ６度恆溫下保存，否則紅血球就會遭到破壞，會在輸血過程中發生溶血反映，輕的輸進去的血液不起什麼作用，損害患者的身體健康，重的在無形中會致患者死亡。當時從山西進的血液，直觀上看就不行，好多血袋上還有土。專業人員拿過一袋血液介紹，正常的血漿是淡黃色的，從山西進來的血液血漿明顯是綠色的，讓人看著都害怕。當時的領導解釋說：『山西人好吃草，血漿自然就帶著綠色，也有可能是山西人吃避孕藥多造成的。』 」

邢台市直屬大醫院的一位檢驗人員，憤憤不平地向記者反映，「血球非常少，給病人輸上，作用特別不行，而且輸血反應特別多。 」

邢台市人民醫院的一位護士介紹當時用血的情況時說：「當時血站的血液特別不好用，輸不進去，我們的護士就用手把血液擠進患者的血管。我們知道這樣操作不對，但是沒有辦法。 」

由於當時邢台市轄區各縣的醫療機構存在非法自採血液的現象，一些醫療機構不從血站進血，因此，有一部分「山西血」沒能發出去，超過了保存期。據知情者透露，１９９６年該血站的過期血液多達２８８４袋。邢台血站把這些過期的血液分離成血漿和血球，血漿大部分被賣到了北京用於臨床，血球中的一部分賣給了上海一家血液製品研究所生產血液製品，另一部分被血站的一些工作人員拿回家澆花——據說這樣可以使花長得更鮮豔，其餘的則被扔掉了。

「由於衡水血站剛成立，採血能力不足，在大約一年的時間內，邢台血站向衡水供應過山西血」。

１９９６年年底，邢台血站宣傳保衛科工作人員李黔冀找到邢台市衛生局局長張俊英、副局長董治國反映上述情況，陳明利害，要求衛生局出面干預。李黔冀當時表示，如果衛生局不採取措施，作為共產黨員，他將逐級向上反映。當天，衛生局黨委連夜開會，次日，血站站長晉懷安被撤職。１９９７年年初，邢台市血站停止從山西非法購血。

李黔冀說，當時他只是覺得「山西血」品質有問題，無法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並沒有把此事與愛滋病聯繫起來。然而，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中國青年報頭版報眼位置刊登了《一愛滋病毒攜帶者賣血４０次》，副標題《山西確認１３２人血液感染愛滋病毒》的報導，這則消息讓李黔冀感到震驚。該消息說，山西已發現１名愛滋病患者和１３４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１３２人被確認是通過血液感染，這些感染者分佈在運城、臨汾、忻州等地。在這些感染者中，有一個人從１９９６年開始，先後在運城、臨汾等地賣血４０多次。

山西南部地區的採血活動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到底是什麼樣子？「山西血」究竟有沒有傳播愛滋病的潛在危險？

據了解，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鉅鹿縣小呂寨曾有上百名村民到山西南部地區賣血。記者來到小呂寨，找到了劉振考等曾去山西賣血的村民。

村民們說，當時他們在山西都是「單採漿」，即先抽８００毫升血液，分離後，血漿被採集出去，血球輸回體內。那些採血點每天從早晨８點一直忙碌到晚上９點多，而賣血的人則來自四面八方：河南、四川、湖北、山東、陝西……哪兒的人都有，而且很多人是「流動獻血」，這段時間在這裡，過些天可能就到別的採血點去了。劉振考說：「那時候，各採血點都是只在第一次採血時抽血化驗，下次再去採血時就只量血壓。 」他還說：「當時的檢查項目主要是肝功能，但是，他們村去山西獻血的人回來以後許多人都染上了丙肝或乙肝，可見，那些檢測完全是走形式。 」

聯想到邢台市中心血站從山西購血的地點正是運城和臨汾，李黔冀頓感事態嚴重：山西究竟有多少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賣血？邢台市中心血站非法販買的「山西血」裡有沒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

為此，記者多次走訪邢台市中心血站，採訪血站站長賈楊莉，賈楊莉安排血站副站長朱海田接受記者採訪，朱海田並不否認血站進過山西血這一事實，但朱海田稱：「我們血站在品質管理上從來沒有出過疏漏，從血站出去的血液質量是有保證的，更不可能存在有感染愛滋病毒的這一情況，」

李黔冀說：「那一年多時間內，邢台市中心血站從山西販買的問題血液有一萬多份，６７０萬毫升，這些血液大部分都用在了邢台，能占到邢台當時總用血量的６０% 以上。與此同時，邢台市在醫療用血過程中，至少有１萬多人輸入過這樣有問題的血液。 」

「那麼這一萬多例有問題的山西血中，許多人輸入了這樣的血液，根本起不到任何醫療救護的作用，而且這樣的血液在身體內循環，給身體增加了負擔，有些重病患者在輸入這些有問題的血液時，很有可能因此丟了性命，普通的患者是很難意識到因為血液讓他們送了命，他們根本想不到，這是一種看不見的隱形屠殺。另外，有沒有感染愛滋病毒？到底有多少感染愛滋病毒？如果有，如果他們活著的話，這些矛盾和問題就該反映出來了。 」

記者採訪中見到的３０多例邢台的愛滋病患者，幾乎都有「輸血」的經歷，那麼他們感染愛滋病到底是否由「輸血」引起的呢？如果是由「輸血」引起，僅僅是由於自採血引起的嗎？自採血和山西血是否都存在感染愛滋病的危險呢？

為什麼邢台的問題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對此，當地政府部門又是怎麼做的呢？

邢台愛滋病及血液問題之所以受到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李黔冀這個「小人物」多年來的不懈努力和堅持。

而他這些年的生活也經歷了頗多曲折——１９９８年曾被安排看血站大門９個月，李黔冀認為這是因為配合當地媒體披露自採血問題所招來的後果；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２日，央視論壇播出由他參與製作的《防愛滋老賬不能不翻》的電視節目，次日，李黔冀被單位停止工作。

李黔冀如今被安排在邢台血站行風辦公室工作。

「我一直堅信，事情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要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無愧於中共黨員的稱號！ 」

有著２０年黨齡、４２歲的李黔冀在邢台市中心血站２００４年年底的總結會上這樣說。

他是邢台市最積極的愛滋病救助者，也是一個不斷向上級機關認真反映情況的舉報者，更是一個邢台愛滋病問題的調查者與新聞報導者。

然而，這一路他卻走得一波三折：

軍人出身，在部隊當過衛生員、新聞報導員的李黔冀，１９８６年正式與血液結下了不解之緣，那年他從部隊復員回來，被分配到創建不久的邢台市中心血站。

他先後在血站的採血科、站長辦公室、血庫、體驗科、辦公室、財務科、宣傳動員科、保衛科、行風辦工作過。其間還曾被邢台市衛生局抽調到衛生局計財科工作。

從事過新聞報導員工作的李黔冀，「愛寫點東西，愛琢磨一些問題」，１９８６年——分配到血站的當年，他便深入到邢台市平鄉、廣宗、鉅鹿、南宮四個縣市進行調查。這年１２月，撰寫了一篇《農村縣級醫院輸血現狀的調查報告》，當時便提出了，農村獻血員管理較為混亂、輸血費用管理不合理、人們對輸血和獻血存在模糊認識等幾個方面的意見。這篇調查報告，被國家《輸血通訊》刊用。之後，他被借調到邢台市衛生局工作。

１９９５年，他被安排到血站宣傳動員科，從事血站宣傳動員工作。經常向《邢台日報》、《牛城晚城》、《河北日報》撰寫豆腐塊文章，介紹血液常識，宣傳參加獻血人群中的好人好事。

正是他熱衷於新聞報導，對所有的問題喜歡「較真」，給他自己惹來了麻煩。

李黔冀說：「１９９８年６月，對我來講是個分水嶺，在這之前，我工作的目的只有一個，一切都為維護血站的利益。在這之後，我感覺血液不僅是血站的問題，更是全社會的問題，它關係到每個人的生命健康與安全。 」

愛滋病，「我們應該有所準備」

「山西血的問題很嚴重，我一開始認為這是違反了國家血液政策！ 」李黔冀說。

１９９５年９月之後，邢台市中心血站非法販買山西血，李黔冀作為血站的宣傳人員，多次向站長提出意見，發現不起作用，於是他向站長呈交了書面建議。

他說：「後來大家經常在一起討論，覺的山西血不僅是簡單的違反了國家的血液政策，因為大家親眼看到，當時過來的山西血血漿都成綠色了，給病人輸血就輸不進去，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站長後來說，你別管這些事情，跟你沒關係。 」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李黔冀看到《一位愛滋病毒攜帶者獻血四十多次，山西省已確認１３２人被感染》的文章後，他馬上聯想到自己所在單位邢台市中心血站１９９５年９月以後大量從山西南部非法販買山西血的情況，感覺此事性質非常嚴重。

於是，他撰寫了一份名叫《我們應該有所準備》的報告，呈交邢台市委。他在報告中說：

邢台市中心血站從山西運城販買廉價血液的時間正好與報導所說的愛滋病人瘋狂獻血的時間重合，為此，筆者有兩慮：一來，正如文中所說的那樣，有關方面正在追查血液流向，邢台市使用山西的血液將近四百萬毫升，涉及兩萬多人的利益，如果此消息被其它有關單位披露，很可能造成邢台市的社會混亂。二來呢，這次違規使用山西的血液數量極大，即使有人感染愛滋病病毒，由於此病潛伏期１０年左右，而且民眾對此方面知識了解甚少，缺乏保護自己的有力手段。如果此疫不幸發作，勢必給社會的正常生活造成極大的影響，後果嚴重得不堪設想。

建議：首先，有針對性運用新聞媒介開展愛滋病常識的宣傳，避免由於人們的恐懼造成社會的大動盪。其次，有關單位應該重視一切可疑的病患者，發現問題及時處理，以免疫情擴大。再者，邢台市中心血站私自販賣山西運城的血液，數額極大，這不是一般的瀆職事件，對於血液這種特殊的商品，如此膽大妄為地充當血販子，有關職能部門，知情不報，熟視無睹，作為對廣大病患者的交待，尤其是針對將來的有關部門追查，應該對當事者進行必要的處理。以儆後人。

與此同時，他在河北日報發表《自採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對邢台市嚴重存在的血液管理混亂問題進行了報導。此文發表之後，引起河北省衛生廳重視，省衛生廳要求邢台市衛生局核實並報告此事。

但是，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２日，李黔冀被調離血站的宣傳崗位，新的工作崗位是「看大門」。

看大門引發「驚嘆號」

當了門衛的李黔冀並沒有閒著，他依然在「琢磨」著邢台市血液管理的事。工作之餘，李黔冀草就了一份名叫《呼喚良知》的足足４４頁的材料。將自己因為在《河北日報》上發表批評報導引發打擊報復的事情，報告給《河北日報》群工部。並再一次詳細陳述邢台市血液管理中存在的嚴重問題。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燕趙都市報》派來３位記者，在李黔冀的陪同下，前後進行了為期近一個月的採訪。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３日開始，《燕趙都市報》以系列報導的方式，在一版推出了「紅色驚嘆號」系列報導。分別發表了《自採血，醫院公開的秘密》、《醫院為何鋌而走險》、《血液也該打假》、《跨省販血觸目驚心》等８篇文章，對邢台市血液出現的問題進行了系列報導。

這些報導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珮云作出批示，要求調查處理，河北省副省長楊遷也要求對有關問題進行調查。其後，邢台市紀委對該市的血液問題進行調查，邢台市衛生系統一些責任人受到處分，血站站長賈楊莉被停止行使站長職權（２００１年恢復）。 １９９９年６月，邢台市紀委將此事作為十大要案之一向社會公佈，當地媒體曾予以公開報導。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李黔冀的建議下，邢台市衛生局組織５個調查組，再次對自採血問題進行調查。此次調查發現，自採血現象仍然十分嚴重，該市縣級醫療機構１９９９年１～１０月份的自採血數量多達３００多萬毫升。

李黔冀是調查組成員，並且是調查報告的撰稿人，當時的混亂情況從他所舉的一個例子可見一斑：「兩個農民承包了一家鄉衛生院，每天從石家莊等地找來一些人瘋狂採血，除了血型外不做任何檢測，然後貼上邢台血站的標籤賣給周圍的醫院。」

結緣王為軍，面對《記者問》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李黔冀結識了曾多次到邢台市苦苦告狀、後來終於打贏愛滋官司的王為軍。從此，李黔冀便走上了幫助邢台愛滋病人的不歸之路。他驚訝地發現，邢台居然有愛滋病，他長期對邢台血液的擔心，在這一刻得到印證。

「魔鬼來了！」李黔冀感慨地說，「真不希望這是真的，壓根都不希望這是真的！」

隨後，李黔冀前往王為軍的家，對王為軍妻女感染愛滋病的前後進行了調查。同時，也對顯德汪地區周邊幾個鄉的愛滋病人進行了解。

隨即，新聞報導員出身的李黔冀，立即向《河北日報》及相關媒體通報了這一情況。很快，《南方周末》記者來到邢台。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一篇題為《讓我遠離愛滋病》的報導，在《南方周末》發表。

邢台的愛滋病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同樣，也引起了邢台市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１２天之後，也就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邢台市委機關報》、《邢台日報》、《牛城晚報》同時刊出《市獻血辦負責人就我市的採供血情況答記者問》，全文如下：

１２月初，有媒體報導了我市的血液問題，其他一些媒體也進行了轉載。這一問題引起了我市許多群眾的關注，就此問題，本報記者對市獻血辦有關負責同志進行了採訪。

問：幾家媒體對我市血液問題報導後，大家對輸血安全非常擔心。請問，邢台市血站供出的血液質量有保證嗎？

答：大家擔心輸血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諸位，迄今為止，邢台市血站建站以來供出的血液，沒有報告輸血傳染疾病問題發生。血站由於品質工作做得好，１９９７、１９９８連續兩年獲衛生部臨床檢驗中心全國免疫學檢驗血站系統室間質評比優秀獎。但是，我們知道，品質問題是血液管理工作和血站工作永恆的主題。因此，我們將一如既往地要求有關人員要嚴格管理、嚴格操作，以確保永遠向受血者提供合格的血液。

問：前幾年，血站曾從外省進過血。請問，外省血質量如何？

答：按照規定，外省血可以用，但需經省衛生廳批准。前幾年血站未經衛生廳批准就進外省血，這是錯誤的。這個錯誤早就得到糾正處理。但外省血並不意味著一定有質量問題。只要按衛生部要求進行嚴格檢驗，質量是可以保證的。事實上，前幾年血站供出的外省血，也沒有報告輸血傳染疾病問題。

問：有媒體報導說，邢台市衛生局最近對全市１９個區縣所屬醫院進行檢查，發現相當部分有自採血現象。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月邢台中心血站總採血量是１１２６３個（１個相當於２００毫升），而實際醫院總用量是１９９７６個，缺口達８７１３個，這個缺口全部為非法自採血或跨地區用血。對此，你有何評論？

答：這個問題，我回答如下兩點：

第一、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月，邢台市血站總採血量是３１５５８個，而不是１１２６３個，醫院實際用血量也不是１９９７６個，因為１９９９年１—１０月，邢台市血站供出的血液就達３２４５４個。 （供出之所以大於採集８９６個，是因為有１月以前的庫存和經省廳批准從外市幾次調劑的血液）。媒體的報導，完全不符合事實。由此可見，所謂缺口為８７１３個的說法就更站不住腳了。

第二、為了進一步加強血液管理，邢台市獻血辦最近確曾對醫療單位的用血情況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檢查。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只是像媒體說的檢查了縣區屬醫院，而且還檢查了部分鄉鎮衛生院，以及邢台市全部市屬和駐市醫院。我們狠抓用血管理，堅決落實「三統一」，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今年以來除發現一家醫院有１例自採血嫌疑外，沒有發現其他醫院有自採血問題。完全不是媒體所說的「發現相當部分有自採血現象」。

問：看來，自採血還沒有完全杜絕，這個問題能絕對禁止嗎？

答：我們的目標是絕對禁止。為此，就要狠狠抓，經常抓，就要警鐘常敲。但能不能絕對禁止不僅取決於領導機關和領導者，還取決於用血單位。領導機關和領導者的任務就是發現一起，依法查處一起。我們認為，不能把一例說成「相當部分」，以對工作做出錯誤的評價；也不能因為僅有１例而沾沾自喜，放鬆了對血液的管理。

「內參」事件

從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４日開始，李黔冀與《河北日報》記者聯合，先後在《河北日報·內部參考》上發表「邢台發現２名愛滋病逝世者及８名病毒攜帶者」、「愛滋病逝世者家屬把康泰醫院告上法庭」、「在沙河市康泰醫院輸過血的多名婦女出現類似愛滋病症狀」的情況報告。

此事引起河北省有關領導高度重視，有關領導批示。要予以查實，並要求實施控制措施。

此事也引起邢台市衛生局的高度重視，經過他們認真查實，當年４月３日，邢台市衛生局專門起草了「關於對《河北日報·內部參考》中《邢台發現２名愛滋病逝者及８名病毒攜帶者》一文涉及問題的簡要說明和血液管理工作的報告」。

這份報告說：

１、文章標題《邢台市發現２名愛滋病逝者及８名病毒攜帶者》，令人莫名其妙。

多少年以前，邢台確有死於愛滋病的，但那是在國外感染的，幾年前，鉅鹿縣也發現一名愛滋病感染者，但他的感染與邢台的血液管理毫無關係。至於所謂８名病毒攜帶者，我們全然不知所云。

２、在康泰醫院分娩的兩名產婦（邯鄲人）確是死於愛滋病，但調查結果，根本不能證實其愛滋病系在此院輸血感染所致。因而，這件事與血液管理問題根本不能證明有因果關係。這個問題市政府曾給有關部門做過專門報告，此報告也抄報了市委、政府許多領導和省衛生廳。

３、市中心血站從未在獻血人群中查出有愛滋病毒攜帶者。文章說血站曾查出了六例愛滋病毒攜帶者，是根本沒有的事。當然，血站也曾發現過幾例可疑者，但經權威部門檢測，均排除了懷疑。因為從未查出過愛滋病毒攜帶者，所以，文章中所謂對愛滋病攜帶者「未採取任何醫護或者隔離措施」的指責，自然就站不住腳了。另外，就是真查出了愛滋病，也是對工作負責的表現，應予表揚的，絕對不應當受到指責，說什麼「血源管理混亂」等等。

４、血站從山西進血問題，早在三年多以前就被市衛生局發現，並予批評制止。從那以後，根本沒有違規進過一袋外地血。文章把早就解決的問題重新搬出來，以證明現在血源管理仍是混亂的，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５、血站從未採過來歷不明的外地人的血。文章的這一指責全然沒有事實根據。

６、血站曾一度出現的不到期採血問題，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徹底糾正。自那以後，未發生一例不到期採血問題，更沒有發生一例頻繁採血問題。文章把早已糾正的問題，說成目前仍在繼續，藉以證明其「血源管理混亂」的立論，顯然是不嚴肅的，不實事求是的。

７、邢台血站從未賣過血漿

《獻血法》實施後，公民無償獻血的血漿是不允許賣的，血站從沒有賣過。 《獻血法》實施前，有償採集的血液，分離出的血漿允許血站賣，但血站也從沒賣過。

８、鉅鹿縣醫院自採自供血液問題，市紀委早在去年就已調查處理。文章作者把這一個早就處理、不復存在的問題，拿出來，作為今天仍然存在的問題加以渲染，顯然是不嚴肅的。

之後，李黔冀前往北京，向國務院信訪辦反映了邢台市血液管理混亂的問題。在領導與朋友們的勸說下，李黔冀２００２年到河北大學去讀書。

翻愛滋老賬「弄翻」了自己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２日，中央電視台《央視論壇》播出了《防愛滋不能不翻老賬》，李黔冀講述了邢台山西血的問題。

本來李黔冀想把這個問題擺出來，引起社會的重視。邢台市這些年大量的發現愛滋感染者，都有輸血的經歷。節目播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李介紹說，第二天，他與平時一樣，照常去上班。剛剛從血站站長的辦公室回來的他的部門領導，進門後便對他講，沒你事了，你歇著吧。

從那之後，李黔冀說，我的獎金便被停發了。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燕趙都市報》發表了由李黔冀參與寫作的《一個三甲醫院的愛滋官司》，更深入地對邢台市面臨的愛滋狀況進行了報導。

９月２７日，有人通知他到血站會議室，血站副站長徐北軍宣布，對他進行待崗處理，理由是不能勝任工作。

李黔冀告訴記者，當時，我要上廁所都要給領導請假，血站開始扣發我的工資，只能領到原工資的一半。

血站狀告醫藥報

幾年來，李黔冀主動幫助他所知道的以及找到他的愛滋病患者及其家屬。一方面，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幫助他們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同時，作為一名新聞通訊員，他也經常對這種新聞事件進行採訪和報導，他還經常主動聯繫北京及全國相關媒體的記者，共同關注邢台愛滋病問題。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初，《中國醫藥報》記者張建國來到邢台，李黔冀積極配合，完成了新聞採訪。

當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國醫藥報》刊登了張建國撰寫的報導《邢台，蓋子還能捂多久》，對邢台市血液管理混亂給愛滋病流行埋下巨大隱患的情況進行了全面報導，引起衛生部領導高強以及河北省副省長孫士彬的高度重視。

２００５年初，河北省衛生廳以冀衛醫函字〔２００５〕２號文件形式，向邢台市衛生局下發了《對《中國醫藥報》「邢台，蓋子還能捂多久」一文反映情況的處理意見》，該意見稱要邢台市「進一步加強愛滋病的監測。要按照國家安排，積極組織開展好以往有供血〔漿〕人員的愛滋病病毒抗體篩查工作；要切實做好愛滋病日常監測工作，特別要關注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年間有過輸血史人員，進一步做好愛滋病感染者的流行病學調查；要認真落實」四免一關懷「政策，組織開展好檢測、治療和阻斷等工作，及時發現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規範開展治療，有效阻斷傳播。 」

同時，這個函要求「盡快妥善解決李黔冀同志的工作問題」

但是，２００５年春節後，《中國醫藥報》卻接到了邢台市橋西區人民法院的傳票，邢台市中心血站以「名譽侵權」為由，將這家報社告上了法庭。

最後這個血站與《中國醫藥報》調解了事。

「面對如此嚴重的愛滋病問題，邢台市為什麼要捂蓋子呢？ 」《中國醫藥報》記者張建國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不斷重複這句話。

為此，記者走訪邢台市政府衛生職能部門——邢台市衛生局，兩次均被告知「主管領導不在，其他人不接受采訪。 」

記者卻在邢台市政府網站上找到了邢台市衛生局的介紹，就在當地媒體１９９９年報導邢台自採血問題嚴重，還潛伏著違規販買山西血的種種疫情風險的同時，邢台市衛生局卻獲得了河北省衛生廳頒發的「１９９８年度衛生防疫工作目標考核達標單位」的稱號。在王為軍的妻女等數人在沙河市被發現感染了愛滋病，並且已經被很多媒體報導的情況下，邢台市衛生局卻又獲得了「２０００年度全省衛生防疫工作先進集體」的稱號。

邢台出現了這麼多的愛滋病人，許多的愛滋病人在沒有相關救護措施的情況下，無聲無息的死亡，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感染愛滋病？病因到底是什麼？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導致愛滋病大量蔓延的原因呢？政府職能部門到底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做什麼？他們是不是在隱瞞真相呢？不斷對外報導這一問題的李黔冀怎麼總是被認為「在和衛生局長作對」呢？這一切，記者都沒有找到答案。

而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的邢台愛滋病目前存在的許多隱患，卻同樣是一個沉甸甸的話題。

隱患之一：「邢台的人們還蒙在鼓裡！ 」

記者連續三次深入邢台調查採訪，其間，除了接觸大量的愛滋病人、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及其家屬以外，還接觸了機關、學校、商場等許多的邢台人，當記者問及邢台愛滋病問題的時候，絕大多數人一臉茫然。醫院的醫護人員都難以置信：邢台，他們的身邊，怎麼會有愛滋病呢？

記者採訪過一位邢台某醫院的副院長，這位副院長痛心地告訴記者：「邢台有愛滋病的事實再也不能捂下去了，不說其它人群，單就目前的邢台各醫療單位的醫護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在沒有任何防護意識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成為新的感染者。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

隱患之二：愛滋患者救助狀況令人擔憂

記者所看到的愛滋病家庭，幾乎都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許多家庭由於不明不白地治病，花去了不少冤枉錢，致使債台高築。由於家庭收入微薄，本來患病的身體，營養嚴重不良，貧困又在加劇愛滋病患者死亡的速度。一方面是物質上的貧困在折磨著他們身體；另一方面，精神上的貧困在推殘著他們的心靈。

由於身患愛滋病，許多人失去了朋友、親戚，更多人成了孤家寡人，記者看到，不少愛滋病患者及家屬精神幾近崩潰。

「你是第一個來看望我們的人！ 」好多愛滋病人及他們的家屬對記者說。

隱患之三：對愛滋病及其患者的防疫措施不到位

好多愛滋病人在被確診之後，便回家等死。從此，再沒有任何衛生防疫及醫療機構向他們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救助和治療。

隱患之四：個別愛滋患者開始「報復社會」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接觸到最令人震驚的一件事情：在１９９９年就已經確認感染愛滋病的高某，至今，已經換了四任妻子。

無獨有偶，在沙河市柴關鄉某村，一位感染者的母親告訴記者，感染者的妻子死後，作為愛滋病毒感染者，他又娶了一個妻子。老太太悄悄地告訴記者：「全家人都知道，就他的妻子不知道，都瞞著她呢。 」

記者在北京的採訪過程中，遇到一位愛滋病毒感染者，是個只有２３歲的女孩子，高高的個子，白白靜靜的，非常漂亮。她告訴記者，她曾想報復社會，想讓更多的人像她一樣受盡精神上和身體上的折磨和摧殘。她說：「我是無辜的，一次外傷輸血感染了愛滋病毒。我曾經兩次自殺，都被家人救活。 」現如今她自己漂流到北京，「希望死在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