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八連跳」自殺之謎」

記者楊繼斌 劉志毅

■編按：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的員工在不到半年內，已發生「八連跳」系列自殺。在「六連跳」時，南方周末的實習生劉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潛伏進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記者又正面接觸大量富士康員工，多次訪問富士康高層…

但這篇報導所揭露的，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血汗工廠」的自殺內幕，而是中國部分地方產業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在富士康觀瀾園區的插針機產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即使像自殺員工盧新這樣多才多藝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同學和校友之中。

涂爾幹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就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我原來用的那台插針機傷過三個人。一個普工、一個全技員和我們線長。有兩個都是在運行的時候去調機器，結果把手指扎了。不過也怪，本來是很難開的機器，在刺傷人之後，連續十幾天都沒出過問題，線長說這機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員工李祥慶說。

難以用統計解釋的「八連跳」

心理學家稱，富士康「八連跳」的自殺率仍低於全國平均自殺率。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盧新從富士康龍華區VIP招待所6樓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點30分。這是富士康深圳廠區三個多月內發生的第七起跳樓。在「被追殺」的恐懼裡掙扎了三天後，這名外向樂觀的富士康2009級新幹班工人，甚至來不及等待正從湖南趕往深圳的母親和弟弟。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樂觀、多才多藝，2008年，他曾參加過湖南衛視的「快樂男聲」。

「被追殺」的幻覺產生於五一期間。即使是和盧新關係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紅領，也不知道幻覺背後的深層心理動因。5月9日上午，盧新的遺體在龍華殯儀館火化。他殘疾的父親——為了供盧新上大學，2006年父親在煤礦工作時腿被砸斷——並未到場。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掀動了這系列自殺的骨牌。「但這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公室主任劉坤說。

才過一天，劉坤即一語成讖。5月11日19點左右，富士康龍華園區的一線工人 – 24歲的河南許昌姑娘祝晨明，從工廠附近的9樓租處跳下身亡。在此之前，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邊。據富士康通報稱，4月30日該女工已向工廠請了假，其自殺可能與情感糾紛有關。「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樣成為了自殺的藉口。」自殺學研究的創始人涂爾幹在一百年前說，「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

儘管他們的自殺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體因牽涉死者隱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們的成員主要為80後、90後。資料顯示，這群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億人裡面佔60%，約1億。劉坤提供的數據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90後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死亡掠過的富士康園區，生活仍在精確地延續。在距離盧新跳樓處不遠的大道上，人一樣高的車輪轟然碾過。銀行、咖啡館、食堂、商店對大雨中匆匆而過的青年們張著大門。在生產電腦主機板的車間裡，白色工作帽下一雙雙眼睛秀麗明澈，他們像往日一樣快速在主機板上插進電阻、線圈。等到17點30分下班，刷卡機依例給每個人一個連結大小的笑臉標記。

在過去的22年裡，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銘的領導下，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世界工業史上最龐大的工廠，目前在中國各城市共有80餘萬員工。因其獨特的生產模式，2009年年底，僅富士康龍華園區這塊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餘萬人，其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中國一個中小縣城，如城中之城。這個工業社群很難用單純的「工廠」來定義，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團中國總部行政經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稱為「郭台銘紫禁城裡的市長」。

盧新死後第二日，包括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學醫學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長呂秋雲教授等國內多名心理學專家空降深圳，會診富士康。李金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內頂尖心理學專家此行是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的安排。

在專家的分析裡，盧新以及稍早的、同樣跳樓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學校友劉志軍和其他四名死者(「八連跳」中田玉和饒淑琴重傷)，跳進了一個統計數據裡。他們稱，由於時間倉促，自殺的原因還無法明確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是遠低於全國的自殺率的。」2008年，中國自殺率大約是每10萬人中有12名自殺者，而富士康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約有2名自殺者。

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南方周末記者的調查發現，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資福利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在龍華街道富士康維穩綜治辦公室門口，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打工者排隊應徵，通過集合、形體查驗、填表、照相、考試、身份證查驗、體檢、分發八個程序後，即可成為富士康員工。高密度的自殺事件並沒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湧入。在「六連跳」後的4月13日，便有超過3500人進入。即使排上七小時的隊伍等候招工，他們中仍有不少人談笑風生，滿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殺者中的多數，想必當年也曾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樣活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幾個同學和校友之中。

盧新自殺的那個凌晨4點30分，李祥慶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龍華園區2公里外的H3成品倉庫度過夜班最難熬的一個小時。這時候，他們通常坐在椅子上，雙手不時使勁地「乾洗」著臉，盯著前方一動也不動。

李祥慶是4月12日進入富士康工作的。這是他第二次來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進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覺得「在一個地方待久了沒意思」，出來了。大約20天後，湘潭大學機電專業的應屆生盧新進入富士康工作。盧新的大學班主任汪洋回憶，畢業前盧新也去考過公務員，沒考上。後來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還認為這是上天眷顧他的幸運事。

從學歷和閱歷上看，盧新和李祥慶互為鏡像。前者大學本科，後者中專畢業，前者已自殺，後者常念叨自殺。但他們互不認識。即使認識，也應該會粗口互稱對方為「屌毛」。在廠房以及宿舍裡，「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稱外的全部人稱代名詞。「屌毛」和「屌毛」之間很少有友誼。在馬向前死後(死於2010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認定死因為猝死)，他宿舍的幾個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個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樣的工作服、一樣的工作。」劉坤說。他認為，這是打工者不願與同事交朋友的原因。

在這樣的孤立中，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老鄉會」、「同學會」這樣的「非正式組織」(李金明語)在富士康幾乎是沒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壓力，便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和分擔。」李金明說。

這是一個奇怪的場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幹班才藝大賽中，他憑演唱《你的樣子》獲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同學和校友之中。

宿舍裡一個新的「屌毛」來了，沒有任何歡迎儀式。等到某天下班，發現10個人一間的宿舍空了一個舖位，才知道一個「屌毛」走了。「一個個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說。

涂爾幹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就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或許正是在這種孤立裡，性或愛情對一個個體心靈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為感情跳樓)。有女生的車間就是好車間，有女生的樓層就是好樓層。

「我真想去跳樓了。」李祥慶用剛發的勞保鞋踹著金屬櫃子。剛進富士康，女友便跟他分手了。手機QQ上的責罵幾乎讓他哭了出來。外邊的機器仍在轟隆隆地運轉，周圍的一切也都若無其事。那幾天裡，李祥慶甚至看見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侶就煩。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態強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線長)請了半天假，去車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沒想到這一切這麼快，女友原本還可以待半天。他身上都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買點吃的給她，反倒還從她那裡拿了一點回程的路費，「太對不起她了，真的很難受，本來讓她拿走的錢她也沒拿」。

在這樣的人口密度裡，談戀愛也是拮据的。「廠區裡找不到地方談戀愛。」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而在整個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並無電影院以及市政公園。據曾紅領回憶，盧新在去年8月進富士康以來也尚未戀愛。儘管他多才多藝，也經常和曾紅領聊起愛情。

黑網咖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解決這些青年人的「荷爾蒙」衝動。它們隱藏在「餐廳」或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專人負責拉客，拉客的會把他們安排到具體的電腦上，這裡有不少「毛片」。在發薪水之前，有些工友有時也在這裡輕微地「解決一下問題」。但是他們說「看得難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薪水發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觀瀾宿舍區旁，從一個插著面破舊國旗的小路口走進去，小姐們坐在一棟舊樓下的長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價格，應該也是專為打工仔們設定的。

但不管是性還是愛情，都會撞上「錢」這堵冰冷的牆。

「沒錢沒車沒房」，「沒有錢你會愛我嗎，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李祥慶唱著不知從哪裡學來的歌曲。

他又操著湖北口音說，「媽的，老子十年之後攢夠錢了開車到她家去！開真的寶馬，反正不是倉庫的那種。」

李祥慶所說的「倉庫的那種」指的是倉庫常見的油壓車。它們大多有毛病，狀況最好的那台被他稱為「寶馬」，其它的，則只能算作「豐田」、「吉利」和「奧拓」。

「嗜血的插針機」

紅色絕對是這裡「大兇」的顏色。把紅單發給員工，是開除、永不敘用；而把紅單貼上貨箱，一整板的貨便須退回返工。當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受傷或死亡。

錢，是盧新和李祥慶的共同之「癢」。盧新家裡因為父親受傷和自己上學，至今仍欠了十餘萬債務。曾紅領記得盧新從第一個月1800元的薪水中拿了1500寄給家裡，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塊。而錢對於李祥慶，則意味著他每日念叨的愛情。

是以，錢也成了他們申請加班的動力。這是一個弔詭：中國的工人們主動向資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透過討好線長、組長來實現這一點。

相對於其他崗位，H3倉庫裡的工作輕鬆得有些無聊。現在，「BMW」成了李祥慶練拳的木樁人。他對著油壓車的把手演練著無師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倉庫的辦公桌上，有一個用礦泉水瓶子剪成的別緻花盆。盛了水，養著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兩片葉子。這讓堆滿龐大長方體深色物體的倉庫裡有了一點綠色。抽屜裡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們抹在太陽穴上用來提神以及驅蚊。

從南門走到北門，貫穿全廠，是H3倉庫4月新分來的員工每天的上班路線。沿路一幢幢廠房整齊敦實地豎立著，除了頂上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合的序號，幾乎再沒什麼特別。榕樹、椰樹、棕櫚樹這些亞熱帶的樹木夾在大樓間，它們的蒼翠蒙著塵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時候，他們也會表現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個閒暇，他們都會開著「寶馬」、「豐田」、「吉利」或「奧拓」在空曠處「飆車」：站在車頭，像騎機車一樣，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全發現會記大過，但是他們樂此不疲。

紅色絕對是這裡「大兇」的顏色。把紅單發給員工，是開除、永不敘用；而把紅單貼上貨箱，一整板的貨便須退回返工。當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受傷和死亡。

「我原來用的那台插針機傷過三個人。一個普工、一個全技員和我們線長。有兩個都是在運行的時候去調機器，結果把手指扎了。不過也怪，本來是很難開的機器，在刺傷人之後，連續十幾天都沒出過問題，線長說這機器『有鬼，吃血』。」李祥慶說。

類似的魔幻故事在廠區流傳。李祥慶原來在富士康觀瀾廠區是負責在塑膠板上插針的。要是有一個針眼偏了一點點，板上的孔就會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貨後被QA(品管)發現，整批都要退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時候手感不佳總是插不準，即使是女工也會抄起身邊的銅棒或鋼棍對著機器亂搥一氣。奇怪的是，打過以後，不管是機器還是自己都順起來了。

4月25日晚，H3成品倉庫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機軋了一個工人的腳，幸好穿了勞保鞋，未骨折，據說自己還能走路。

但傷者惹人羨慕。「我靠，工傷多爽，有工資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個月才回來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說。

死亡的訊息似乎從來不給這群人帶來任何影響。「富士康又死人。」李祥慶一邊拍著大腿，一邊看著手機新聞逐字念出來。「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連跳』嗎？」

即使盧新，曾紅領回憶，當時盧也覺得自殺者離他很遠，談起「六連跳」，盧新覺得「他們很傻」，「自己不會去做這樣的傻事」。

盧新是大學新幹，是坐辦公室的，但普工面對的是高溫、噪音等崗位。儘管能拿到相應的補貼，但是新進的普工都盼望著能分到一個安全的崗位。但這很大程度上是靠運氣。運氣差了、崗位不滿意，便辭職或自離，重新招工進來再賭一把。

在觀瀾的插針機產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曾在那裡工作的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廣西佬」李加龍的工牌裡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錢折成的花，他說是「撿到的」。工牌邊掛著指甲鉗和一個小塑膠盒，裡面是兩個工作時用的耳塞，一個辭工走的人送給他的。他在碎料的崗位上。如果沒有這兩個桔紅色的軟塑膠塞子，一個班下來，巨大的噪音能讓人的手腳不聽使喚。

而等到剛出廠門，打火機幾乎同時作響，男工們不約而同點起煙，到這裡，他們在機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結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殺者盧新在日記中說：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

即使親近如曾紅領也不知道是什麼讓樂觀、外向的盧新突然精神異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盧新最後的日記，發佈於2009年10月26日17點35分。這篇載於「校內網」其個人主頁上的日誌，清晰記錄這個喜歡哈士奇、喜歡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對於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棄了最喜歡的公共職業：支持西部建設，為了錢，來到了公司，結果陰差陽錯沒進研發，來到製造，錢還算多，但在浪費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後悔……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茫……」

在盧新自己創作的歌詞裡，他回憶起兒時的歲月：「風輕輕的吹過，掠過一絲羞澀，兒時的往事黯然失色。」

當躺在倉庫的棧板上時，李祥慶也會講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裡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著吃…

在一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的眼裡，生於1985後的盧新、李祥慶這樣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備這樣的性格特徵：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更習慣於城市的消費文化，經濟負擔較輕。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是他們卻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

或許這是困於此種際遇的一種無意識表達，中國的新生代打工者在這個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戀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歲上下的少年，相約在台州市的一處街心花園服毒，其中兩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來──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來大陸，他管理過兩代打工者──第一代農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滿足，而新生代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他們這一代人是如何從台灣農村一步步成長為頂級的管理者。

沿著東環二路富士康龍華園區向東走去，每天都有六、七個算命的蹲在路邊。一個河北口音的算命師父告訴記者，來照顧他們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們花上10塊錢，讓他們在自己手心尋找命運的脈絡，「每天都有二、三十個人」。

從南大門出來向佳潤宿舍方向走去，有一個彩票出售站。這裡總是人潮洶湧，儘管沒有傳出誰發了橫財的消息。5月6日晚，彩券站已經下班，一員工還在一直看著那掛出來的「下班，停止銷售」的牌子。

從中心花壇的噴水池往北走去，左手邊有書店，面積不大但分類清晰、五臟俱全。書店總是有一個女工蹲在MBA數學考試的複習書邊一直在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點害羞，「考上了學歷可以高一點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數字遠看並不清楚。但頁首藍字印刷的「知識改變命運」分外鮮明。

沿著出龍華區富士康南大門的路一直往南，大約一公里，有一個小廣場。這裡出售著富士康生產的各式高級手機。他們常過來看，「這都是我們廠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卻總是四、五百塊的山寨版。

從觀瀾廠區的大門出來，過天橋一直往前走，有商場。商場四樓有一塊錢一首的K歌房和五塊錢一局的撞球。這是年輕的打工者打發夜晚的地方。

從「紅太陽歌舞廳」出來，下坡穿過兩棟住宅大樓，是個溜冰場。警察們從打工者隊伍中揪出了幾個赤膊的人(聽說身上有搖頭丸)帶走。隨後，震耳欲聾的音樂再次響起。

而現在，以及以後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偉用一個撿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齡球。身為一個河北人，他說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環外，哪怕是順義、通縣。他哥在順義買了房子，有個家。

王克柱說只有知識程度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為自己報了一個英文訓練班。但很快就放棄了，「沒辦法，聽都聽不懂」。

李祥慶的夢想是賺錢、發財，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著我走啊，我討飯的時候在旁邊看著，給你個饅頭。」

而自殺者盧新，他曾經希望成為一個歌手，後來希望成為一個公務員。但5月2日開始，他變得情緒異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紅領他們一起喝酒。他告訴曾紅領，他覺得「工作壓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上10點，他開始顯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著自己「不夠孝順，給父母的錢太少」、「自己活不過當晚」。他開始恐懼整個世界。晚上11點多，富士康公司將盧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

5月5日上午，他甚至打電話給母親說沒事，不用過來。——稍早一些時候，曾紅領他們已經將盧新的精神異常狀況告訴了他的親屬。

5月6日凌晨4點30分，正在火車上的母親和弟弟大約4小時後便會到達深圳照顧他。但盧新沒有等到這一刻。在床上幾個小時的輾轉反側後，盧新從朋友的身邊爬起。他說想看看窗外的風景。那時朋友就站在他的身邊。幾秒鐘之後，他就從陽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軍想抓住他，卻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統一發放的短袖工裝的衣袖。

(因受訪者請求，王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