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被捕者：她們是誰，經歷了什麼？」

記者 素年

2023年1月20日上午，農曆春節來臨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後，27歲的曹芷馨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律師。

這是北京朝陽區看守所的會見室。她穿着土黃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褲，這是看守所的「囚服」。按照慣例，會見時間只有40分鐘。

「她很堅強。」知情者說。

前一天夜裏，也就是北京時間的1月19日晚上11點多，被關押在朝陽區看守所的多名「亮馬河悼念活動」參與者被陸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釋放，其中有記者楊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沒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幾位同齡密友 – 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 – 同時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更改為「尋釁滋事」。

據知情者表示，當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們都與2022年11月27日晚上發生在北京亮馬橋、反對疫情封控的悼念與抗議活動有關。

知情者說，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後感到非常失望。她確實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參加一場正常的悼念活動會遭遇如此嚴重的後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問候與關心時，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而在此次見到律師之前，她並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錄製的求助影片已傳遍全世界。在這部影片中，她預感到自己將要「被消失」而尖銳地發問：「我們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為什麼要付出被消失的代價？我們是誰不得不交差的任務？」

早在1月9日，律師就為她提交了取保候審的申請，但被駁回。1月17日，律師向檢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見書」，認為她只是「參與了自發的民衆悼念活動，完全不構成犯罪。」但這份意見書並沒有被檢察院採納。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輕女性——27歲的翟登蕊，則沒有在農曆春節前見到自己的律師：繁瑣的各種申請手續以及不斷出現的「意外」讓會見變得很困難。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準備申請到挪威的奧斯陸大學攻讀戲劇專業的研究生。熱愛文學與戲劇的她已經為此準備了很久。原本她的親人想在律師會見時問到她的申請密碼、替她提交申請，但因為律師遲遲不能會見，如今已錯過申請日期，只能留下遺憾。

還有李元婧，畢業於南開大學，又從澳洲留學回來，她是一位職業會計師，也是她們中「最有錢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熱愛寫作與讀書、自稱「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經畢業的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於2023年1月28日剛剛為她發出支持聲明。

她們四個人是同齡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樓老城區的胡同一帶。她們都有鮮明的文藝青年氣質：喜愛閱讀、寫作、電影放映以及地下音樂。她們熱衷於探索這座城市裏那些處於夾縫中、有叛逆氣質的公共空間。

她們關心社會議題，但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真正的公共發言。在一位密友的眼裏，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大多只是「半積極分子」，是一群熱愛生活、「對什麼都有興趣」、願意什麼都去嘗試的年輕人。「但她們與真正尖銳的問題之間，還有一定距離。」

她們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進入大學。從那時到現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國公民社會一直處於被高度打壓的狀態。近十年來，在北京很多公共領域的討論與行動已難覓蹤跡，而她們身處文藝資源曾十分豐富的北京，在殘存的公共領域夾縫中生長起來，並有一條脈絡可循。她們身上，有着這一代人的獨特烙印。

「她們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們也是行動主義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為保護當事人，此處用化名）說。他於2022年9月離開北京去攻讀博士學位。他說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會和她們在一起。

「這一切遲早都會發生的，這三年極端壓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說，「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義在，反抗就一定會發生」。

「假以時日，她們可以承擔起很多東西。但現在，隨着她們僅僅因為一次街頭抗議就面臨嚴厲的刑罰，起點卻彷彿成了終點。」 阿田說。作為朋友，他為此感到痛楚。

1.  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達世界盃決賽的當天，曹芷馨從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晚上，她和一些朋友在網上看到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的消息，就去了離家不遠的亮馬橋。「對她來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後來說。

她帶了一束鮮花、摘抄了一些詩句。有人看到她在微信上發的兩條朋友圈，那是她在現場。照片上也只是鮮花，詩句，還有站在一起的年輕人們。

已是深夜，離開現場後，她和朋友們又去了鼓樓周邊的酒吧玩，然後於凌晨時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在她那裏。她一覺睡到大天亮，而此時，遠在國外讀書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聯繫她。

11月29日中午11點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電話。男友在電話那頭聽到曹的房間有警察上門，一片雜亂的聲音。

「她是個心很大的女生。常常連門都不鎖。」她的另一位朋友後來說。五、六名警察直接進了她位於胡同雜院裏的小屋。

她被帶去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傳喚或拘傳不得超過24小時。和當日被帶走的大多數人一樣，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家，但手機和電腦以及iPad被扣在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絲擔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12月7日，在亮馬橋悼念活動發生10天之後，中國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條」，全面放開疫情管控。身邊幾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輪，曹芷馨也不能倖免。

政府在一夜之間放開管控，在全中國，買不到基本藥物的人們都在自救。但無論如何，荒謬而嚴酷的清零政策終於結束了。「人們終於獲得了在家生病的權利。」作家狄馬曾這樣評論。

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們多了一絲樂觀。無論如何，政府放開管控其實是間接承認封控清零政策的失敗，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議活動無可指責。

在第二次被警察帶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討論可能的後果。

「我們當時猜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這個事情會不了了之，畢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達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現場的人會面臨幾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她的朋友說。

但最終，出乎意料的，那個最壞的結果降臨了。

12月18日的卡達世界盃決賽直播是在中國半夜。曹芷馨專門買了炸雞，和男朋友約好一起看世界盃。球賽大約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訴男友她全身都涼了。因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馬橋現場的好幾個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楊柳。

「那個夜晚，一方面是世界盃上的歡呼、梅西獲勝的喜悅，一方面我們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說。那是個奇特的夜晚，憤怒、擔憂交織在心頭，讓他至今難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車回到湖南衡陽的老家。「她覺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裏的人在一起。」朋友說。

在老家的五天裏，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錄下一段影片。如果她被抓，這段影片將會被朋友們放出來。影片中，她穿著藍色的衣服、留著中長的頭髮。她有着明亮的眼睛，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時分，來自北京的五六個警察敲開她在湖南衡陽的家門，帶走了曹芷馨。

2. 胡同裏的「鼓樓文藝青年」

被警察帶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關押在平谷區看守所，又於2023年1月4日轉移到朝陽看守所。

很快，房東的電話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終止租房合同，讓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託她的朋友，一點點把她的書和生活用品搬出她租住的東旺胡同一號。

從湖南出來上學「北漂」在京，曹芷馨對胡同有一種熱愛的執念。離開學校後，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樓附近的胡同裏。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胡同裏的一間一居室，在一個帶大門的小雜院裏頭。

朋友說，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間房子更小，是一個鐵皮搭建的閣樓，「站在房子裏，有一塊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畢業。上學時，她的專業是環境史，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清末的長沙。她對城市的歷史很着迷，看過那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她也很喜歡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並不喜歡胡同。胡同裏環境雜亂，沒有廁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說。「我沒有她那麼熱愛北京，但她和這次被抓的朋友卻最喜歡北京這種多元文化、民間生態，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這一次，他們抓了一群最愛北京的年輕人。」這位朋友說。

畢業後，男朋友想去國外繼續讀書，曹芷馨卻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進入出版業，還沒畢業就開始就在幾個著名的出版社實習，包括廣西師大出版社、中華書局等。

在男友看來，她想去出版業還是和她喜愛讀書和寫作有關。另外，學歷史專業本來就業就困難，周圍的同學或者考公務員，或者去國企、大廠等處做宣傳人員，或者去中學當老師。這些似乎都不是她的興趣。

可他們也都清楚，在當下的中國，出版業其實「很窒息」，許多出版社都面臨着財務危機，要在北京立足對年輕人來說並不容易。

最終，作為一名優秀的實習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學出版社，並且轉正成為一名正式職員。她工作也十分賣力。如今在B站上，還有她介紹《全球通史》這本書的一部長影片。那時她剛到北大出版社，正趕上推廣這本書。

「她很聰明，老師也很欣賞她。她有學術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銳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來繼續讀書。」男友說。事實上，她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學的經歷，她也想出來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陽，父母在體制內工作，家裏人大多是公務員。但最終，伴隨着讀書、成長、閱歷，這個女孩漸漸長成家人並不了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識，2019年開始交往。他們在一場電影放映活動上相識，兩人都在讀歷史學碩士。2021年畢業後，他出國了，兩人開始異國戀，每天都要通電話。有時，兩人打開視訊，什麼也不說，各自做各自的事，她會彈奏烏克麗麗、唱着歌。愛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慮結婚的大事。

3.「半積極分子」、「有趣的人」

在最熟悉和親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個有趣、愛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輕人。她並不是政治上的活躍分子。「她太年輕了。從學校剛畢業，一切都開始，還沒來得及做點什麼。」

和那個晚上很多去亮馬橋現場的人一樣，她並沒有行動的經驗。「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議事件發生後，當天的北京有一種很樂天的氣氛。去現場的很多人甚至都沒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憶。

在男友眼裏，她和她的朋友們此前並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也沒有真正反對過什麼。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沒有公開地發聲過，也沒有留下公共言論。

「可她又是一個多麼有趣的人啊。」男友說。她和朋友還曾一起出去「賣唱」。她不是專業的歌手，就是覺得好玩，像玩鬧一樣。大家都很開心，也並不是很認真。「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認為，曹芷馨和她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積極分子」。她們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電影、讀書會討論等等，這些放映和討論關注女性、環境、家庭等議題，但並不是那些在這個國家絕對被禁止討論的東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畢竟大家都是剛畢業才兩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學，學社會學。那時候，大家一起去電影節看放映。「在路上見到好幾次，後來回到人大，在食堂門口又碰上了，這就熟悉了起來。」

曹原參與一個人類學的公衆號編輯，和大家一樣關注相似的議題，從文學、藝術、電影到女性主義、生態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2023年1月6日，警察帶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樣，她的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圍。「對很多精緻的年輕人來說，住進胡同裏，沒有廁所，而且周圍住的都是快遞小哥、送外賣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願意接地氣。」蓬蓬（為保護受訪者，此處用化名）說。

蓬蓬也是她們的朋友。她說：「基本上我的朋友們都有這個氣質。她們願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這些抵抗很多時候基於對性別身份的認知，以及對各種肉眼可見的不公正而發生。

這次成為焦點的亮馬橋原本就是一個年輕人喜歡去的地方。那裏原來河水污染嚴重，但在2019年完成改造，成為一個很宜人的城市公園。而且這一帶也是使館區，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東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輕人。

但是，城市在外觀上的發展和變化，不能掩藏這幾年越來越壓抑的政治氛圍。近年來，中國對言論環境的嚴苛打壓已毫不掩飾。不管是媒體上還是學校裏，各種議題漸漸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環境愈發壓抑。一位朋友說，每次聚會、放映等活動完，大家會一起討論，但其實大家也都「挺迷茫的」。「討論完了，也不知道怎麼辦。」

有時候，這些年輕人也會組織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歡小動物，也關心環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過南京的紅山動物園。在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還在紅山動物園認養了一隻小野豬。每年捐幾百元「給小野豬加餐」。

4. 酒館、地下音樂，那些夾縫中不可言說的公共空間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五月風暴」青年運動50週年。

5月11日，位於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間舉辦了一場「致敬60年代」的朗讀會，位於國民住宅的二十層、被改造為圖書室的擁擠逼仄的小房間內擠滿了人。這是為紀念「五月風暴」而舉辦的其中一場活動。

人們朗誦着文章與詩歌。空間裏有一款黑色T恤上寫着白色的字：「我們遊蕩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將我們吞噬」。這是居伊·德波執導紀錄片的名字。

在「五月風暴」的紀念活動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審）也在現場。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朋友。

706是由幾位年輕人於2012年發起的烏托邦式自治空間，因各種困難，如今在北京其實已難以為繼。大家在這裏讀書、討論、生活，是許多朋友相遇並互相影響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這裏認識彼此並成為朋友的。

本世紀初2000年前後，互聯網在中國正蓬勃發展，經歷過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發展、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在北京，線上線下的公共空間、可以進行公共討論的地方不斷冒出來。三味書屋、萬聖書園等都處於鼎盛時期。曾經的北京，有熱氣騰騰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後，當蓬蓬到北京上大學時，「新時代」已開啓，很多過去的公共空間遭到打壓，漸漸蕭條。706青年空間在夾縫中依然存在和生長着。在蓬蓬和朋友們常去的那個時期，「空間裏的年輕人，對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公正議題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單向街書店，以及規模已縮小很多的萬聖書園。除此之外，年輕人們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館，有地下音樂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這樣。她喜歡傳統的民謠，包括新褲子樂隊、張懸的歌等。「她也喜歡地下音樂，但還不是最激烈的那種。」她的男友回憶道。

蓬蓬也喜歡地下音樂。回顧過往與朋友們相識的日子，她會想起胡同裏一個叫「暫停」的小酒館，雖然它如今已不復存在。那裏只有10平方公尺不到，擠在胡同裏，透過一面開在牆上的玻璃窗能看到裏面。

10平方公尺，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館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當年那裏卻是一些「進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發生佳士工人罷工事件，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前往現場支援。許多年輕人都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在關注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觀察者眼中，他們是「左翼青年」。

曾經，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這裏的常客。她記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館實在太小，有時大家只能站在門口。冬天冷的時候，大家站在寒風中瞎聊，酒館會提供軍大衣。

酒館內常有「不插電」的演出。一個叫萬花筒的音樂小組曾在停電的晚上在這裏即興彈唱。在另一部影片中，這個音樂小組的人在胡同裏的屋頂演出。冬日的下午陽光明亮而刺眼，風呼呼吹着，天很藍，他們彈唱到夜幕降臨，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幾何時，北京這些邊緣地帶的酒館不僅承載了年輕人的文藝氣息，更重要的，是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他們在這裏尋找氣息相投的同伴。在監控越來越嚴密的國度尋找自由。

這些自稱「廉價而業餘」的小酒館，卻吸引了很多樂手和藝術家光顧，年輕人也循聲而來。「開酒館本身不是我們最想做的。就像節目裡我說的，人都是要有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在一些節目和文章中，酒館的老闆曾這樣講述。「我們酒館好像有一種烏托邦氣質，吸引來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開一家⼩酒館能有什麼意義，其實趁年輕，開一間酒吧，幫任何人完成⼀次個人理想主義式的實驗，這是目前這個社會所不能給的。」這或許可以看作是這些小酒館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們的經驗中，在北京，這樣有個性的小酒館不止一家。另一間酒館在2019年開張2個月，賣光了2019杯酒，然後就毅然關門。

除了這些小酒館，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喜歡的鼓樓一帶，原本就有很多音樂空間聚集。西至地安門外大街，往東南到東四，往北不超過雍和宮，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幾條大街和無數條小胡同組成的二環內核心區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現場的集中之地。

這一片地區以音樂為載體，逐漸形成一個小圈子。年輕人喜歡聚集在這裏聽樂隊唱歌。中央戲劇學院也在附近，影視公司、文化媒體出版機構多。很多時候，朋友們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們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這十年間，這個片區是北京獨立音樂和現場演出的心臟，吸引着全北京最負盛名的獨立音樂人，以及最愛時髦和新鮮聲音的年輕人。」有文章曾這樣描寫。

2022年12月18日，因為去過亮馬橋悼念現場，記者楊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學時，林昀就和朋友開了一家小酒館，叫「不二酒館」。林昀也是一位有才華的音樂人。

一位常去酒館的朋友記得，不二酒館的風格很文藝，有點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風。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於那些商業化的酒吧，這裏會做一些讀詩、觀影的活動，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記得，酒館曾放映一部女性主義主題的電影《正發生》，讓她印象深刻。

這位朋友是先認識楊柳的。楊柳做記者，文字很好，她們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動，後來見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顧，蓬蓬覺得自己最喜歡北京的理由是因為有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壓「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裏的有趣空間，加上這三年嚴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間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覺得，北京還是有那種很豐富肌理的場景。更重要的，是有一個朋友之間的社群。

「我們之間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2023年1月，懷念着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這樣說。

5. 「一群認同行動主義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後，阿田去搜索，才發現自己和登登在好幾個共同的群裏，大多是關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讀人類學的博士。今年9月才離開北京。此次失去自由並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個晚上，我一定會和她們在一起。」他說。他也覺得，自己的命運和她們是連接在一起的。

「這次被抓的朋友，她們有很多女性主義的意識，但其實她們關注的議題是不受限的。她們都是同情心、能動性很強的年輕人。面對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參與再說。」阿田說。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動主義者。

阿田回憶起最後一次和登登聊天。因為當天剛好參與了一場網路上的交流，議題是關於「躺平」的。阿田問登登：「是不是現在打算躺平？」她說目前還沒有辦法躺平。「我想，大部分的原因還是經濟的因素。」

登登是白銀人，家境不錯。她先是在福建師範大學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所讀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網課教師」。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經寫過登登打工的經歷。

研究所畢業後，登登先嘗試教培行業，後來因為「雙減」，又去做直播賣教輔書。朋友們都很驚訝，登登那麼愛讀書的一個人，怎麼會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樂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後回憶，登登說過，其實這也是一個田野調查的機會，可以了解到很多家長到底怎麼想的。登登興趣十分廣泛，她對戲劇非常感興趣，所以決定申請奧斯陸大學的戲劇專業去繼續學習。

在阿田的眼中，自己的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裏也都和體制、半體制有關。在她們這次出事後，聯絡家長很困難，父母們的態度多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們和家人的溝通是不足的。」

阿田記得，2022年春節過後，他聯絡幾位學社會科學的朋友，想去考察南方一些有色金屬的礦場。四五個人一起去。他們選擇了去湖南郴州的幾個礦，曹芷馨也在其中，湖南是她的家鄉。

「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較沉着。雖然畢業沒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氣地和受訪者交流。」阿田回憶說。雖然此前大家並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塊兒去。「我們都對不發達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在阿田看來，曹芷馨研究環境史，「她是真的關心環境」。他們曾一起聊過華南的這些有色金屬礦和北方的煤礦有什麼不一樣。談到北方的煤礦至少能給本地農民帶來利益，而南方這些有色金屬礦都是國有礦，本地人並沒有因此受益。

他們想研究那些不發達的地方、沒有那麼「南」的南方，結合歷史、地理、環境的因素。而在這種探訪性的田野調查中，阿田發現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譜」地去和人聊。「她完全是出於樸素的好奇，以及對社會的關心來做這一切。」

他們一起去了鈾礦那邊，找到一個寡婦村，這個村莊裏，第一代「找礦隊」的礦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們在得病之後淪為最底層的城市平民。對這種發生在自己家鄉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願意多管閒事，都不會去。但她就去了。」阿田說。

2020年，一直在上學的阿田「想和社會接觸」，曾去一家新聞機構做了半年記者，還是秦梓奕牽線。

在阿田看來，中國有太多的問題，而自己的這些朋友，包括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們，都對這些問題有關懷。其中一些朋友想結合短線的新聞來關注，透過去做報導。「她們都有有機的問題意識。」在他眼裏，這些朋友是這麼年輕又如此熱情，是認同「行動主義」的朋友。她們關心眼前具體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賦能的。

「基本上來說，她們都是一路升學上來的好學生，和社會原本隔着一層的。」阿田說。他依照自己的經驗，認為對這些「好學生」來說，也會有一些讓你和社會隔着一層的工具，例如做學術。但是總有一種力量，可能對這些一直升學上來的人生命狀態產生衝擊。例如一些公共空間，例如一些社會探訪，以及參與一些志願行為。阿田認識的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養老院採訪，寫出第一手的稿子。

「當你一旦開始關注社會，會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過文章等發生一些鏈接。」事實上，在北京有更多這樣的聚會，總是有一些共同的議題會引起她們的關注。這些議題就是比較廣泛的「社會不公」。

阿田認為，對ta們這一代人來說，「八九」運動雖然震撼，但還不是最有肉身經驗的不公。對今天的這群人來說，當ta們站出來，並不是意識形態先行，還是出於很樸素的正義感，大家也願意去克服恐懼。「Ta們有能力去克服社會性的冷漠，而且不輕易屈服。但同時，大家也非常缺乏經驗。」

「對她們來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個別人參加社會事務比較多，更多的人是一種亞文化的氣質。」阿田說。但他也認為，「這一切並不矛盾。大量的年輕人，並不是高強度關注社會事件。具體做一些事情，也和機緣有關。」

「今天在中國，你無論做一些什麼，都會受到打壓。但是，只要有不公不義在，反抗總會發生。你會問，為什麼中國是這樣一片無情無義的土地？然後，你就會想着要去做點什麼。」阿田說。

6. 「這些封控的日子，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來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們曾經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別重逢。

年輕人相聚總是很開心，但大家總體的感覺還是「太壓抑」。從2020年開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開始更為嚴厲。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個月，接着是上海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整個中國，封城已成為常規手段，全員核酸，以及動不動的全城「靜態管理」。她們身處其中，每日都感受着荒謬。

「元婧說，曾經有一次，她在寒風中排隊四個小時才等到做核酸，還飄着大雪。」蓬蓬說。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潤」的話題，因為實在是太壓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發了這麼一條：「南磨房鄉南新園小區，要求全小區所有住戶去隔離酒店集中隔離，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離多長時間，未告知是否入戶消殺。自5月8日以來，所有住戶嚴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戶已久，每天配合上門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離恐會暴露在風險環境中。許多住戶偏癱、許多住戶懷孕大月份、許多住戶家有新生兒……現居民怨聲載道，請有關部門重新考慮全小區集中隔離政策。」

這條微博直觀地描述了處於封控中的人們的生活常態。而小可後來才知道，此前，楊柳因為在微博上批評防疫政策，已經被網警找房東威脅。

在小可眼中，楊柳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記者，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歡寫詩，也喜歡化美麗的妝。有時，男友林昀會把楊柳的詩譜成歌。在一張專輯中，有兩首歌是專門寫給楊柳。有一首叫《葬禮晚會》的歌，楊柳作詞，翟登蕊唱的。「很好聽」。

小可說，這幫朋友都很優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楊柳本科在華南師大學社工專業，後來申請到新加坡的教育學碩士，畢業後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穩定。但因為深愛寫作，覺得沒法離開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國做一名記者。她看書喜歡做摘抄、用釘子定下來，近些年，文字越來越好了。

疫情期間發生的荒謬而痛苦的事情，不斷刺激着這些敏感的心靈。小藝（化名）記得，她們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創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紀90年代，Dailda來到中國。曾經經歷過戰亂的她，那時只有10多歲。如今，她目睹疫情以來發生在中國的封控，說：這些封鎖以及帶來的恐懼悲傷，其實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小藝說，這讓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處的這個環境中，她和她的同伴們本質上和難民也沒有什麼不同。「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這一切，經歷的這一切封鎖，其實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她想起李元婧，那個原本最沒有「政治色彩」的女生。「她只是經濟條件好一些，有時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來要去法國上學。她從小衣食無憂地長大，很膽小。11月28日第一次被帶走，回來後曾說，只能吃饅頭，腳都被凍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為自己辦生日，給大家都發了訊息，但這個願望永遠錯過了。

還有曹芷馨，1月16日，因為被關押後一直沒有消息，她錄製的影片突然傳開。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覺得很恍惚，「沒有勇氣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帶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趕飛機，當天暴雪，飛機延遲。結果等他下了飛機，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們。在那個夜晚去亮馬橋時，她們只是懷着熱愛，毫無戒備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關押的朋友中，有的見到了律師，有的還音訊皆無。

「不二酒館」重新開張了，但暫時不見昔日的朋友，也不見林昀和楊柳。不過酒館裏的「寶貝」，那個小小的黑板還在。

酒館最早開在鼓樓，後來由於北京治理「開牆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據說當年搬家的時候，為了把一塊小黑板搬走，把原來的樓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錄了幾句詩：

即使明天早上

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

讓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筆

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

詩句出自北島的《雨夜》，還是2014年酒館開業那天寫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