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國社會對知情權和言論自由的支持一直存在，這和文化相對論的主流敘事相反：根據文化相對論，中國獨特的發展途徑無法與注重的人權的「西方價值」互相調和。

不論是中國在新聞業發展過程中作出的重大貢獻，或是中國公眾對基本權利的正當渴望，知情權一直都位居中國歷史貢獻的核心。

中國極早開始發展現代新聞業

中國是印刷術的搖籃。印刷術在西元八世紀問世，三個世紀後，活字印刷進一步擴展，使得資訊得以在全球大規模傳播。中國早在西元十世紀就已經開始發展新聞業，當時已有民間創辦的私報，與官方公報互別苗頭—其中某些報紙還遭當局禁止。

中國在19世紀末亦為日報的發展做出貢獻，尤其是1874年創刊的《循環日報》，創刊之時已設有政論版。20世紀初，中國報業的發展達到史無前例的高水準，代表各種政治光譜的刊物百家爭鳴，其中包括知名知識分子陳獨秀（1879-1942）創辦的文學雜誌《新青年》。

中國在1980年代和2010年代之間擁有相對開放的新聞環境，使得《南方周末》、《財新》等調查媒體能夠激發輿論對貪汙、環境破壞、公衛威脅等議題的關心，大幅促進社會進步，從而迫使政治決策者承認並處理被揭露的問題。

中國哲學與政治論述的基石

從劉德（西元前160-129）到史學家司馬遷（西元前145-86）、史學家班固（32-92）和官吏羅典（1150-1194），許多中國思想家在歷史上不同時期都不約而同提出言論自由、公共協商和人民參政的概念。

中國啟蒙思想家嚴復（1854-1921）、梁啟超（1873-1929）、胡適（1891-1962）等眾多先驅，都大力提倡、實踐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從1910年代提倡科學和民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期間武裝衝突和社會動亂頻繁，多元主義早已成為中國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觀點、方向相異的獨立報及雜誌也呈現百花齊放的榮景。在這樣的環境下，張季鸞、成捨我、邵飄萍、鄒韜奮等優秀的新聞記者廣為人知。

2008年，劉曉波（後獲諾貝爾和平獎）等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發表《零八憲章》，在第11點主張呼籲中國當局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中國公眾持續提出訴求

自古至今，中國公眾從未停止表達對充分行使知情權等人權的渴望。放眼中國近代史，從1978年的西單民主牆到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國公眾不斷提出訴求，爭取言論、新聞自由等知情權。

抗議民眾在1989年參與民主運動，呼籲政府進行政治和民主改革；知情權是他們的核心訴求之一，就算是最血腥的鎮壓行動阻止不了他們合理的渴求。

2000年代以降，民眾屢次自發性抵制網路審查，2014年和2019-2020年香港爆發大規模民主示威，2022年發生「白紙革命」，各種抗議運動都證明了中國公眾維護基本權利的一貫立場，其中知情權更是重中之重。